今年2月缅甸军人接管政权以来，民众走上街头通过示威游行，来表达对军方行为的不满。95后青年群体成为此次示威游行的主力军，其中华裔青年表现显眼，多名华裔在示威中伤亡。华人群体在缅向来“在商言商”，面对政治往往避而远之。此次民众抗争运动中出现华裔身影，或许表明缅华政治参与发生了新的变化。
2月以来的示威游行多发生在仰光、曼德勒、密支那等缅甸大中城市，此类地区华人多有分布。参加此次抗争运动的华人多为华裔青年，他们的身影散布在街头示威、街头赞助、后勤援助、社媒声援等各项活动之中。仰光街头抗议中，有华人驱车为民众捐赠面包和饮品。街头队伍中印有中缅双语的横幅十分醒目，多为华人群体声诉不满的口号。其中，曼德勒街头“缅甸华人反对军方政变”的横幅极其醒目。
此次抗争运动没有统一的实体指挥领导中心，示威群众多按照网络指令行事。参与示威的华人亦没有清晰的组织核心，华人大多听从华圈社媒上发布的示威公告，成群成团上街游行。由于年轻气盛，以致于军民街头冲突造成个别华裔青年伤亡。3月3日曼德勒街头军民对峙中，华裔少女邓家希身亡；3月14日仰光示威游行中，华裔少年林耀宗身亡。
纵观此次公民抗争运动，华人参与者显现出以下特点：
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参与此次示威活动的多为新生代华人，老一辈华人则更多地保持理性和克制。
华人群体缘何出现如此分化？透过历史的车辙，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老一辈华人经历过奈温时期国有化运动的残酷，亲历过“排华事件”的血腥，感受过大缅族主义的排挤和军人的敌意，深知他们在缅生存处境的艰辛，因而“在商言商”成为他们的生存法则，面对政治必须沉默谨慎。
新生代华人青年生长于军政府改革，进而向民选政府过渡的较平稳时期，未感受到过多的社会波动。同时，随着媒体限制的放松，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渗透输入，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年轻一代。加之2020年大选作为大多数青年第一次的参政体验，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
军人2月份接管政权的行为，显然是对他们的政治权利的无视，参与街头示威是他们对自己“权利”和“未来”的捍卫。“每个人都喜欢民主，我们都不想把生活交给军政府”，有华裔穆斯林青年如是说道。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缅甸华人青年的心声。
相较于1988年和2007年示威活动中缅华的消极沉默，此次华人的示威参与显得更为积极主动。此又为何？在1967年经历过仰光“6·26”排华事件的沉痛打击后，缅甸华人已然明白军人政权下华人无平等权利可言。随后1982年《缅甸公民法》的出台更坚定了他们这一信念——政治是华人这一外来民族不能触碰的“烫手山芋”。军人执政背景下的1988年和2007年示威活动自然要沉默以对，避而远之，否则将引火烧身，自寻烦恼。
经过10多年民主转型后的当下之缅甸，政治环境已经相对宽松，媒体、言论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众的观念，他们愿意在公共平台表达自己，无论是生活还是政治观点。华人群体尤其华人青年亦是如此，民主的气息缓解了他们紧张的政治神经。当军人作出再次接管政权的举动时，华人的示威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时恐成旧日的主动抗拒。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常会惊人地相似。
此次示威活动华人虽有参与，但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十分有限。这与他们内外交困的社会环境不无关联。在内部，华人至今还没形成自己的政党，无统一的政治和意见领袖，且没有具全国影响力的媒体，加之华人内部代际、地域分歧较大，未能形成一个真正团结、统一的集体。
在外部，华人可谓处处受限，诸如大缅族主义的传统、外来民族的原罪、法律权利的缺陷等，都压得他们难以喘息。与此同时，纵使缅华在示威抗争中表现突出，在军人占据的压倒性优势下，任何努力都将难起作用。
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都是浮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