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许小年的讲座上，他对商鞅变法与改革开放相比的观点让人感到吃惊。因为他支持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观点，所以有很多地方受到改革派人士苟同。
但是，在这个讲座上，他说中国几千年只有两次成功的改革，一次是商鞅的变法，另一次是改革的开放。只有这两次突破性改革大大提高了土地、人才的效率，使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受益，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两者成功的原因。
其实这个逻辑，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首先，这两项改革不是一回事，一项是高度集权，另一项是最大限度的简政放权。一项是控制资本，控制农业，控制商业。另一项是开放资本，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发扬重商主义。一个是发展富国强君，扩大军备以秦国霸权为宗旨，另一个是韬光养晦，改善民生，以和平共存为基础。
其次，商鞅变法决不是为了增加社会总财富的改革。这既不是变法的目的，也不是变法的客观效果。其实，只要打开作为商鞅变法指导思想的《商君书》，一目了然。商鞅治国术的核心是强干弱枝式的国家主导，其方法一是破坏商业，二是弱百姓，只有破坏商业，人民才能永远被困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君主生产和霸权的工具。
为此，必须用各种方法减弱人民。具体发展有控制人民的六术:壹民，即耕战之民，唯有纳粮服役一途，战时用其死，安平尽其力；弱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则尊官”，通过弱民以压抑民众的各种欲求、智力、意愿以及参与社会和国家管理的权利；贫民，因为“民富而不用”“富则轻赏……贫则重赏”，所以要让人民挣扎在贫困线上，使人民“家无积粟”以免“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疲民，“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使民疲于奔命，无瑕顾及他事；辱民，“辱则贵爵……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治民羞辱以刑”，通过不断的羞辱使人民无自尊自信，从而巩固国家和官员的威权；愚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民愚则易治也”。
除此之外，商鞅变法的客观效果也并不是增加社会财富，只是把全部的社会资源集中化在给一个人上，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哪里有什么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商鞅当时推行的军功爵制度，也只是一套严格冷酷的战争奖励模式。
正如《汉书·刑法志》所言：“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最终把人们培养成战争机器，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一样。
如果你想说什么社会总财富增加，文景之治更合适这样说，至少文景之治府库充盈，商业繁荣，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最后造成王侯官僚的不满，还为汉武大兴兵戈奠定了财政基础。这可能符合许先生提到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遗憾的是，这种财富的增加，没有财产权制度的保障、权力的平衡和权利的救济途径，很快就在国家主义运动（“算缗告缗”“平准、均输”）大肆掠夺面前灰飞烟灭，“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天下户口减半”。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文景之所以行黄老无为之治，是因为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减少折腾。其本身是对二世死亡的秦制的纠错，是因为商鞅变法已经降低了发集权，专制仁义不施的秦制的反弹。
再次，我们评价改革是否成功，不仅要看短期、直接的效果，还要看间接的长期结果如何，不仅要看强国，还要看能否带来社会财富整体的大幅增加，思想是否解放，社会是否进步。否则，苏联的经济奇迹不就表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最好的吗？我们知道那个制度本身就是问题，国家通过集权可以集中所有资源，确实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奇迹，但是国家管理统治一切，个人和整个社会长期没有活力的创造和进取。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崛起，统一天下后瞬间崩溃分析，与日德二战崛起后毁灭，难道没有异曲同工的妙处吗？因此，商鞅变法只是打开潘多拉箱子，改革的成功是什么？
此外，正如许先生所说，商鞅变法实现了中国从封建王朝到集权官僚制度的转变，公允地说，它是同管仲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及其后韩非、李斯的法家理论一脉相承，是中国制度转型的重要标志，深深影响后2000年华夏政治制度。
中国2000年来停滞僵化，周复始的王朝交替，以及交替时的血腥和恐怖，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建立的“一整套郡县、俸吏、保甲、赋税，抑宗室、赏军功等的办法”，方才建立了绝对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府。
这是毛爷爷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法”的道理。秦法为中国形成了顾准批评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个制度完全抑制了中国商业的繁荣、资本的流动，这是中国本土不可能出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数千年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说商鞅变法给国民带来灾难，给予无限的损害。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打开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数千年来首次超越商鞅变法的历史系改革（反过来说中国历代变法大抵不脱商鞅变法之窠臼），因此，不仅实现了社会总财富的增长，还使中国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区、户籍、职业、精神思想的巨大解放。
最后，我们必须区分这两个改革，其实更重要的是经常警惕商鞅式变法的幽灵和逆流，警惕商鞅式的国家主义的再潮和逆流。因此，如果不知道这两者的不同，混合两者，不仅有害无益，也无法应对目前中国面对的历史性挑战，以后的深度改革想提前做好准备也机会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