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公司在新加坡的商业动作频频，近日，字节跳动新科首席财务官周受资刚上任一个月，又兼任旗下短视频应用抖音（国际版）首席执行官。
38岁的周受资是新加坡人，他将负责抖音的公司治理和长期业务规划。
除了字节跳动在新加坡大展拳脚之外，电子商务龙头老大阿里巴巴，也在新加坡开始投资房地产和进行相关招聘。
似乎就差京东，中国主要科技公司大多是该来的都来了。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等去年底便纷纷宣布注资新加坡。它们不全是因为受到美国的打压而转移阵地，如百度很早就跟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进行联合实验的项目。
中国科技公司来这里下棋，也许正是看上东南亚在疫后复苏的机会。一场疫情并没有把它们吓跑，新加坡处理疫情的态度和效率，反而加强了它们在这里“加码”的信心。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科技公司聪明的一点是，它们进军新加坡并不是带着科技大军而来，而是带来有科技含量的就业机会。否则，以中国科技人才网之广，他们大可以在他们国内找到所需要的人才。
说是避风港也好、桥头堡也好，新加坡凭什么优势吸引一拨中国科技公司前来扎堆？
周受资精通双语，1999年至2000年就读于华中初级学院（现改名为华侨中学高中部），2006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获经济学本科学位，曾加入高盛银行，两年后赴哈佛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
像他这样具有双语教育背景，又有国际曝光经验的人才，碰上中国科技公司前来本区域布局，正是施展才华的时机。
这些年来，华语逐渐从华族家庭环境中退场，与此同时，政府则有意识地每年培养一批“双文化”人才，以免新加坡与整个大时代脱节。
我国部分华人子弟精通双语，并不是由于他们享有一种“华人特权”，而是他们在主观环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加倍努力的成果。
今天政界、商界、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和媒体界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都来自特选学校。
特选学校自1979年开始设立以来，在争议声不断中拓展，今天15所小学和11所中学属特选学校，证明特选学校受到家长的欢迎。
培养下一代的华语能力和灌输优良价值观，家庭原本是最基本的环境，但是新一代华族父母渐渐把家庭单语化，只把英语当作沟通语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学校负起了更大的责任，特选学校发展到今天，证实了建国总理李光耀当年的务实与远见。
多年来，针对特选学校的许多负面评论，从积极角度来看，是对特选学校的“温馨提醒”。但其中不少消极看法，说它不利国家团结，造成阶级分裂，形成华人的特别利益等等，是假设还是事实，没有人提出确实的数据和事实加以佐证。
近日一项由新加坡进步党发起的线上论坛，几位反对党的年轻干部，包括特选学校毕业生，给特选学校扣上了几顶帽子，如说特选学校已成了“精英学校”。
不久前，一位出身特选学校的前官委议员郑恩里，在个人社交网页中把新加坡人的英语不好归咎于双语教育。因此，他吁请政府把教育焦点放在英文之上。
如果说特选学校已演变成精英学校（elite school），那么对应之策，不是废除特选学校，而是增加特选学校的数目，特选学校一多，它们的形象就不那么“精英”了。
不过，在人们的讨论中，经常把名校和精英学校的概念混为一谈。
名校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也是一种需要，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
所谓的“精英学校”早在殖民地时代就有了，如莱佛士书院、英华学校和几所教会学校。但“精英学校”有一些负面含义，让人以为是富二代、官二代才能进去的学校。事实上，如莱佛士书院只以成绩取人，不论贫富。但在早期，富人家庭和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出身好，胜在起跑线上，进名校的机会较大，名校不知不觉逐渐加重了“精英学校”的色彩。
在1980年，英华学生在校园里竞相以名表炫耀，当时的教育部长吴庆瑞因此大力声讨该校的势利校风，其他学校皆引以为戒。
过去20年来，我国教育特别强调不让弱势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其历史背景。
特选学校的毕业生跟我国其他学生一样，英语才是他们的“主导语言”（master language）。经过这些年来的演变，特选学校的特色已经被稀释淡化不少，不再那么“特”了。
特选学校最近又成为英文舆论的箭靶，也许是在考验第四代接班团队的立场。
在新加坡的语境下，特选学校将会是努力维护英文“唯我独尊”地位者的一个明显攻击目标。
批评者轻言废除，是特意抹杀特选学校培养双语人才的成就，并迫使它一直处于自辩（defensive）的处境。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一直在改革中，对培养国家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特选学校也是如此。
它本无罪，“怀璧其罪”。
所以，本文题目也可以改成：特选学校被谁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