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冠病疫情冲击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各国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此特殊背景下，中国按既定节奏履行承诺，持续扩大金融开放，取得显著成效。
这些措施包括：一、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二、放宽境外机构投资者本外币汇出比例限制；三、给予外资机构非金融债务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商资格；四、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五、取消企业征信评级、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的准入限制，给予外资国民待遇。
特别是在“简化和加快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流程，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方面。2020年开始，中国多个城市，如苏州、青岛、上海、深圳、海南、北京、上海等地，在经历持续了10年缓慢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ualified Foreign Limited Partner，简称QFLP）试点之后，大大加快了步伐，为世界金融的发展创造了无数的机会和可能。
QFLP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即指由外国企业于中国境内投资设立的，以非公开方式向境外投资者募集资金，投资于中国国内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的企业。适格的外国投资者及基金，可以在结汇方面享受更为便利的条件。
仔细分析和评估中国各地的QFLP规则，如《苏州工业园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办法》《海南省关于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深圳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办法》《青岛市促进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工作指引（试行）》等规则，不难发现以下共同点：
一、对QFLP项下的资金结汇，表达了开放的态度，强调了“意愿结汇”的观点。这一政策对“资本管制”而言，是一次极大变通（当然这一政策还须要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的进一步的政策指导）。
二、对于境外机构的准入门槛纷纷降低；在这一轮的政策中，对于境外机构的资质（基本只要取得境外金融监管当局的批准即可）、成立的时间、净资产规模、管理资产规模基本都降低了要求。
三、允许QFLP基金在中国境内募集资本，允许境外机构管理资金，这是这一轮政策的重要方面。
四、在投资领域和方向上，做了大规模的扩大，如海南除了列举出七项禁止性的规定外，全部开放。
五、在税收方面、境外机构高管工作准证、落户、子女上学等方面，做了一些便利化的规则。
我们通过分析和评估，发现中国各地的QFLP规则也有很多的不同，特别是申请的流程、注册资本的限制、基金协会的备案、投资区域性限制等方面，都有一些属于各别城市的规则。
对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来说，这一轮的QFLP新政，意味着新一轮大开发、大发展的机遇再次到来。
截至2019年底，包括CSAM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SAM Asset Management）、星展银行等共30多家新加坡基金／财富公司，取得中国的QFII的资格和许可；但受制于投资方向（主要是二级市场和债券市场）、管理人的准入门槛高等原因，新加坡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财富管理公司，难以进入和参与中国市场。
这一轮的QFLP改革，使得这一局面可以通过QFLP规则得到改变。新加坡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财富管理公司在中国取得基金管理人资格和许可，并在中国发行独立的QFLP基金，用新加坡高效、专业的基金管理经验，重现中新合作示范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成就的辉煌。
作者是新加坡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