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大陆关于是否取消英语的必修课地位，并不再将英语（或外语）设为高考必考科目的议论，再次引起全社会对英语学习和教学的反思。
从多年前对“许国璋《英语》”的民间批判、李阳“疯狂英语”的兴起，到今天每年数以百亿元计的人民币投入越来越低龄化的英语补习之中，对英语学习的执着与实际英语水平之间的反差，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魔咒。
根据一项《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尽管中国人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在学习英语上，但在全球46个母语为非英语的国家与地区中，中国人的英语熟练度排名倒数第七。
作为上个世纪在中国的英语专业本科生和双语学者，笔者一直关注中国的英语教学和掌握状况。在应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英文学术刊物，进行长达10年的汉英学术论文翻译过程中，也不断学习、反思、积累汉英翻译中的各种转换、用词、表达法和技巧。
身处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加上对中国教育和文化的长期观察与切身体会，笔者认为中国英语教学效果不如人意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首先，中国社会生活中直接应用英语的机会很少。很多西方的舶来品和品牌，概念都必须被转换成一个中国称呼和中国名字，这虽然加强了中国消费者的接受度，但客观上阻碍了英语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鲜活语言材料的机会，使英语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当代中文的这个特点，与日语、韩国语中大量直接音译和借用英语词汇不同，使得英文的词汇和用法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程度降低。
第二是笔者认为的最大缺陷，即英语教学以考试为中心，被错误地分割成语法知识点和形形色色的“题目”，并被“标准化考试”所戕害。中国的英语教学基本上以考试为导向，除了学期考试、升学考试、各种过级考试、研究生考试，还有为出国准备的各类考试。在这种考试文化的影响下，学生几乎下意识地把“学英语”等同于“英语考试”，学得好也就等同于分数高。这一实践严重地偏离了语言学习本身的目的和规律。
笔者曾经看到一份研究生英语考试的备考书籍，在这份辅导材料中，充斥着大量以中文来表述非常抽象的英语语法术语，不断要求学习者记住这些术语；填空、选择，目的就是得到“正确”的答案。尽管语法学习是外语教学的一个基础，但在这种训练方法下，语言已经失去实际交流的性质，变成一个个枯燥的专业概念和一道道支离破碎的“题目”。
这种教学的最大问题，不仅是忽视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特质，更重要的是，使得学习者无法真切和完整地感受一个文本的意义和气韵，即使能读一篇完整的文章，目的也是为了在回答“阅读理解”题时能快速找出正确答案，而得到一系列“正确答案”的过程，很难让人有一种轻松和愉悦感。
笔者在一些史料中发现，一些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人虽然没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却能从事翻译并出版译作。他们在英语夜校补习后，学习的方法是完整地阅读英文小说、报纸、社会科学著作，即通过大量和完整的阅读进入文本的意义，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对英语的整全理解，再进入对英汉转换的感悟与实践。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英语学习没有被后来的这种支离破碎的“题目”和“考试”宰制，被高分控制，被“过级”操纵，才使得他们的英语得以登堂入室。
西方一些懂中文的汉学家也是如此。他们或有高水平的中国学者做私人教师，或有本国的汉学家从自身文化角度解析汉语的特点，或在生活中有华裔配偶，或本人有长期在华生活经历，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把中文肢解成一个个题目，靠“做题”来掌握中文的。
第三，中国的英语教学理念虽然也认可“交流”，而不仅仅是考试和做题的意义，但有时又过度狭隘地把“交流”理解为口语对话。一些父母似乎以为，只要孩子能和外国人说上几句日常会话，就大功告成。
这种误解忽视了“交流”不仅仅是口头聊天，或者背诵几句现成的问候语，更包括复杂的思想表达以及书面交流。书面交流在今天包括如何写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如何写好一份个人陈述；口头交流则包括如何做一个口头报告，如何进行有效的课堂讨论等。
一些中国留学生即使到了美国，仍不善于和学校的一些部门或教授用英语进行有效的邮件交流，就是忽视这种交流的后果。
强调人工智能和翻译软件的优越性的人，可能忽视了一些特殊情况。笔者在2017年参加在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时，曾亲眼目睹一位西方学者在中心内设立的餐饮点，买三明治时与服务人员发生误会而起争执，服务人员完全无法交流，场面十分尴尬。
笔者临时充当翻译，替服务人员解了围，同时感到中国的英语普及程度事实上极为低下，即便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时候，也找不出能说几句简单英语的餐饮服务人员。
假如服务人员由学过英语的大学生志愿者担任，效果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按照目前这种学英语就是做题，做题就是填空和选择的刻板模式，一个大学生能不能在真实生活中的冲突场合，有效地用英语把事情解释清楚，笔者仍然是存疑的。
目前，英语学习在中国大陆不是要不要取消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从功利化和碎片化的做题和考试，回归语言本身的整全的意义、魅力，以及能否真正熟练交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