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比利康纳利（Billy Connolly）曾戏称，他已经来到医师不在意他的睾丸、而是对他的直肠更感兴趣的年纪。睾丸癌的中位数年龄约莫是34岁，而摄护腺癌差不多是72岁。接受摄护腺指诊时，你得侧躺，将双膝抬至胸部，让医师用戴上手套的手指伸进你的肛门，透过薄薄的肠壁评估摄护腺的大小和硬度。
摄护腺癌相当常见：在我人数将近4000的当地病人中，每年都会出现几个新诊断。艾利克斯•辛克莱正是其中之一。他是62岁的建筑工，个性坚毅、肌肉发达、秃头，胡须又浓又黑，遮去他的下半张脸。他说他已离婚，也暗示他的性生活相当活跃，子女早已长大离家。他穿着连身工作服来就诊。“以前我晚上要起来一两次去尿尿，但现在多达五、六次。早上起床时累得要命。”他发现自己有时得在马桶前站上整整一分钟，尿液才开始细细流淌。“我宁可不看医生，可是情况已经不能再拖延了。”
我们填完一份名为“国际摄护腺症状量表”的问卷调查，以一到五分的程度回答一连串问题，从你多常感觉膀胱没有清空，到你多常得用力让尿液排出。艾利克斯拿到让人印象深刻的二十二分。我从他的手臂抽血取样，检查摄护腺特有物质的浓度，这种“摄护腺特异抗原检验”的结果大致会随摄护腺大小而异，有时能检验出癌症。我问他能否进行直肠检查。“我听说过”，他顺从地说道，起身拉开工作服拉鍊，“如果你非做不可的话”。
艾利克斯的摄护腺相当肥大，从膀胱下方向后凸出，压挤到了直肠。我在腺体中央下方某侧的皱褶处摸到一颗比较硬的个別团块，就像塞在柏油路面的一颗小卵石。
“那就是你排尿辛苦的原因。”我告诉他，“你的摄护腺肥大得很严重，使得尿液几乎无法通过。”艾利克斯起身拉上工作服拉鍊。我说，“你要去找这领域的专家”，我让他注意听着，“他们会用显微镜检查你的摄护腺切片”。
一听到这个讯息，他的动作慢了下来，接着小心地询问：“他们如何取出切片？”
“他们会用非常细的针，从你的肛门穿过肠壁。”我希望让他放心，但不知这是否反而让他更为焦虑。“摄护腺暴露在体内的睾固酮当中，时间越久会变得越大，所以你活得越久，摄护腺就会越大。你不是唯一的案例，摄护腺在大约你这个年纪开始出问题是相当常见的。”
“这和癌症是同一回事吗？”他同时拉上外衣拉鍊和伸手拿帽子。
我等候片刻，直到他的目光又转回我身上。“男人活得越久，摄护腺就会长得越大，只要活得够久，每个男人都会得摄护腺癌。但大多数男人的摄护腺癌生长缓慢，所以不会造成麻烦。”
“我要怎么知道它会不会对我造成麻烦？”
1980年代期间，《纽约时报》的编辑安托利•布洛亚（Anatole Broyard）写了一系列短小精炼的随笔，描述他确诊罹患摄护腺癌和接受治疗的经过。这些随笔在布洛亚死于该疾病后由他的遗孀收集出版。布洛亚长年评论文艺，旁征博引为文章注入几许幽默感和非凡才智，文笔有如弧光灯般明亮而清晰。“当你全身充满核染料，躺在巨大的机器下方，让它扫描你全身骨头，找寻背叛的证据，你心中有何感想？”他写到某次接受扫描、查看癌细胞是否已侵入他的骨骼，“这部机器具备恐怖电影的感染力，在它下方，你变成暴露于电子风暴中的科学怪人。”
布洛亚体验到自己的确诊既是焦虑和恐惧的大爆发，吊诡地却也是解放——生命变得多采多姿，有如“垂掛在平台钢琴上的彩色涡纹披巾”。身为批评家，他求助于书本，借此与癌症和平共存，但抱怨有太多回忆录都缺乏幽默感，过度严肃，沉溺于浪漫主义，“它们听起来如此虔诚，仿佛是用脚趾尖写成。”他承认这个诊断让部分的他相当得意，仿佛听见任何人所能听见最糟糕的消息——末期疾病的诊断，就像获得宇宙至大的祝福。布洛亚对自身疾病的某些层面抱有一丝感激，疾病使他更深刻、更贴近地欣赏活着的光采，以及允许他放纵长期以来被压抑、想要更加冲动的欲望。
在篇名为《病人检验医师》的随笔中，他详细说明了自己偏爱的医师类型——“拥有想对抗命运的强烈欲望……热情或倔强到足以凌驾如恶魔般强大的事物，例如疾病”。布洛亚时常觉得自己得在庆幸他还算勇敢的朋友面前故作坚强，但他知道，好医师会看穿他的虚张声势，识破他的孤单，甚至引导他穿越癌症治疗的炼狱。他不想依赖夸夸其谈或诈骗欺瞒的医师；他理想中的医师应当受过诗歌训练，或至少熟悉隐喻的可能性：
我想要的医师，不仅是有才能的医者，而且有点像玄学家。他能照顾身体和灵魂……我的医师若要了解我的身体，也必须懂得我的性格。他必须穿进我的灵魂，而不光只是穿进我的肛门。
布洛亚拒绝了第一位医师提议的阉割（“我的泌尿科医师相当知名，他想切除我的睾丸，但我认为这么做等于一开始就输掉了这场战役。”），但他同意大多数治疗摄护腺癌的方式都会让他性无能，或影响到性欲。他建议莫将性视为只关乎肉体，而是一种亲密想像的扩展，并接受性生活的减少是合理的交易，希望借此多换取几年的壽命。“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他写道，“在与死亡发生小冲突后，我觉得光是活着就是持久的性高潮”。
泌尿科医师证实了艾利克斯罹患摄护腺癌。更糟糕的是已经扩散，因此移除摄护腺以消灭肿瘤已非选项。改善他生活品质的第一步是拓宽通过摄护腺的尿道，或者如同艾利克斯说的“给它钻孔”（建筑工在思考身体及其缺陷时，有一堆好用的比喻）。我还在担任初级医师时，曾协助过进行这类手术――病人躺着接受麻醉，双腿搁在镫具上，一个内附摄影机的细小仪器穿入阴茎，推进膀胱。观看这个过程总让人感到惊奇，摄影机探索未曾被看见、几乎难以置信的粉红色隧道和堤岸的世界，里面分布著脉纹和涡漩的精美轮廓线。一进入摄护腺，仪器会伸出金属圈，透过电流加热后，能同时削去和烧灼阻碍尿液流动的组织。这得花上几天时间让出血止定——这期间艾利克斯得待在医院，用宽口径的导尿管排出膀胱的尿液。手术后，艾利克斯的尿液顺利流动，但他的癌症已处在过于后期的阶段，无法消灭。我让他开始接受注射，让睾丸停止制造睾固酮，还有使用荷尔蒙阻断剂。我们计划在当地医院进行放射治疗。
第一次注射的两周后，我重新为艾利克斯检查。他的性致已荡然无存，皮肤感觉又热又干燥。“我从来没有这么烦恼过”，他告诉我，“可是最近这几天，我对所有事情都紧张不安。还有我看电影时竟然忍不住像婴儿一样啜泣”。他想继续工作，却发现肌肉只要稍微活动就会疼痛，而且丧失了大部分的力气。这些都可归因于缺乏睾固酮所引起的症状，而非癌症。“以前我轻轻松松就能抬起四片石膏板，但我想现在要是能应付两片就算好运了。”随后几周，他的睾丸萎缩，尽管胡须浓密依旧，但皮肤开始呈现细致的粉红光泽，仿佛逐渐变得更加脆弱。
“你受够了吗？”某天我在他详述让他苦恼的所有副作用之后这么问他，“你想不想停止治疗？”
“要是治疗对我有好处，我就不会想停下。”他答道，“如果能继续抑制住癌症，对我来说这些至少是值得的”。
艾利克斯每隔十二周还是会来诊所接受注射，虽然这造成他的睾丸萎缩，却也减缓了肿瘤的成长。他生性务实，将这种交换视为合理的妥协。“我很幸运来到这里。”他边说边解开腰带打针，考虑到针头尺寸，必须扎进身体最大块的肌肉——臀部。
历经治疗的初期冲击后，他的性慾慢慢回来了。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交了新女友。“她双眼大张”，他说，“知道我可能没办法一直陪伴她”。我告诉他，若是想尝试针对性无能的药物，就跟我说一声，但他只使了个眼色：“不需要。”他说，“我已经学会比以前多发挥一点想像力”。
有些男人视睾固酮丧失为折磨的羞辱。阉割自古以来都被当成一种惩罚手段，大约刻写于西元前1500至1400年的中国商朝甲骨文，就将阉割列为对战俘的刑罚，而两个世纪后的某位埃及法老，也夸称阉割了6000多名来犯的利比亚军队士兵。更近代，苏丹的武装民兵也对囚犯做出相同的事。现今某些西方司法机关会用化学阉割，作为对已判决的性犯罪者的处罚和“治疗”，引发了争议。
有鉴于文化落后地区以阉割作为惩罚手段，难解的是纵观历史，为何有许多年轻男子和男孩自愿接受如此折磨。在全面检视这个现象的《阉人歌手》（The Castrato）一书当中，历史学家玛莎•费尔德曼（Martha Feldman）探讨了这些人为何这么做的理由。她建议我们将之视为不只是一种交易，而是牺牲，某种意义上令人感到满足或神圣的变形。阉人歌手奉献珍贵事物作为献礼，以颂扬更伟大的上帝荣光，但也希望获得珍贵的回报。费尔德曼说，阉人歌手是“神圣化的生物”，某种程度上能与国王相提并论。在崇尚儒教的中国，这种牺牲是为了国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义大利则是教会。它被视为一种复活，很像布洛亚在得知末期诊断时，感觉自己重获了生命。
汤玛斯•布朗注意到，阉割过的男性长寿的机会似乎会提高，这部分是因为豁免罹患摄护腺疾病。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在《物性论》（The Nature of Things）中就曾描述瘟疫受害者牺牲自己的睾丸，希望借此免于此一祸患。〈马太福音〉写道：
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而自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