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东京大学著名新闻思想史学家荒濑丰教授近半个世纪前，结合时事撰写的长篇媒体评论，深感其犀利有力。
1977年，远在伦敦学习的我接到了荒濑恩师从东京寄来的小册子《Poreruga》。这是由著名出版社“评论社”面向读书人，轻松探讨知识界话题、旨在吸引读者关注该社出版物的公关小册子。小册子共有32页，前16页竖排，由右而左翻阅，分别刊登了好几篇短文；后16页横排，从后面第32页翻起，由左而右到第17页则刊载荒濑老师图文并茂的专稿：“新闻事业私见”《“共荣圈”的再生》。
荒濑老师（以下省略称呼）深究军国时代日本大众传媒的“战争协力”与“战争责任”问题，也对战后日本当局的亚洲外交及日本媒体的论调十分关注，我在东京留学时就已知晓。前者充分地体现在上世纪50、60年代撰写的诸多论文中，如1957年9月在《思想》杂志发表的《日本军国主义与大众传媒》；后者则反映在1957年1月为《别册法律时报》撰写的《国际问题与日本的大众传媒——三大报社论的世界像》。
“政、官、商、媒”铁四角关系
但荒濑紧跟时局发展，对时事和媒体报道与评论进行如此详尽与犀利的长篇大论，对我而言，还是第一次看到。
据深入研究荒濑丰新闻思想的立命馆大学副教授根津朝彦在其新著中提供的信息，荒濑从1974年2月至1978年3月，曾在评论社出版的《Poreruga》连载了42期的“新闻事业私见”专栏的文章。曾在《朝日新闻》就职两年，即被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恩师城户又一教授邀回东大任教的荒濑不在大报刊，而是选择在《Poreruga》这样的“迷你”刊物连载其新闻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对发行量大、与官方和大企业相互勾结为“政、官、商、媒”铁四角关系的日本大众传媒，一向持严厉批判与不信任的态度。
他曾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告诉我们如下的笑话与无奈：为了不在问卷中回答说自己是《朝日新闻》的长期订户，他在每年年终该报对当代著名文化人的订户调查中，都表示“不是”（以免被竞争激烈的大报利用与宣传）。
但作为日本的知识分子，不看《朝日新闻》也有不便之处，因为不少引发国内外关注的重要话题都刊载其中。为此，诚实的荒濑每天都得步行至电车站前的小卖店购买报纸，成为《朝日新闻》的“散户”，而非固定的“长期订户”。
正因为如此，荒濑选择在当时日本知识分子高度认可、力图与主流媒体相抗衡的“迷你传媒”（小众传媒）作为其政论与媒体批判的园地，是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奇的。荒濑的“新闻事业私见”系列文章始于1974年2月，恰好是我回返新加坡就职半年多以后的事。由于不在日本，我也就无缘拜读老师为此专栏早期撰写的文章。
东南亚外交的金字招牌
1977年年底老师特地邮寄给我1977年11月号的《Poreruga》，相信是因为此期的“新闻事业私见”，重点谈的是与我们东南亚密切相关的《“共荣圈”的再生》的话题。
文章先从197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福田纠夫访问亚细安五国和缅甸，并于最后一站的马尼拉发表“心连心”（Heart to Heart）等“福田主义三原则”的“大演说”谈起。
提起“福田主义三原则”（实际上是“二原则”，原因容后叙述），这几乎是被后来日本外务省定调为战后日本“东南亚外交”的卖点与金字招牌。福田首相本人也以此引以为荣，卸任后仍然常以庆祝“福田主义”发表几周年的名目，重游东南亚列国，借以突显日本和福田派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与存在感。
也许是因为“福田主义三原则宣言”被认为“太成功”与“太有魅力”，负责捉刀撰写此文的原《产经新闻》政治记者S君，后来还成立了一个专门与东南亚各国留日校友会联系的组织，促进日本与各地“知日派”交流的事业。
笔者时任新加坡华文报的社论委员（后来转任为东京特派员），也是新加坡留日校友，自然与此福田派的外围组织多有交往与接触，并得以近距离观察日本派阀政治的错综复杂及其内外政策的虚像与实像。与有“尊尼获加”（Jonny Walker）威士忌洋酒绰号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多次的接触与交谈，个人的感觉是作为日本保守派大老岸信介的大管家，福田赳夫的举止言行与其大局观，确有其政治家的风范和魅力。这是后来的小泉纯一郎、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等“官几代”政客所欠缺的。
“心连心”乎“金钱外交”乎
但是，1977年8月福田首相的东南亚之旅，究竟有何特殊定义，其背景是什么？日本媒体扮演什么角色？倒是荒濑的专稿在第一时间便说得一清二楚。
文章开门见山，指出福田首相南访，声称今后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心与心的交流”基础上；但在实际上，他在各国首都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与其说是什么“宣言”，不如说是他口头上许诺的大额经济援助。
换句话说，长达5000字的“福田主义宣言”，在实质上正如文中的漫画插图所揭示一般，是在开展其“金钱炮舰外交”。
最大的原因是，当时日本的形象在东南亚过于恶劣。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1974年1月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周游东南亚各国时，无一不遭受到批判和抗议，并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引发大规模的游行和暴动，日媒称之为“战后日本南进的总破绽”。
为此，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虽然跃跃欲试，想出席亚细安扩大会议，却未获主办方的邀请函。1977年，福田首相之所以能够如愿成行，是借亚细安成立10周年纪念的良机，与东南亚境外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应邀”出席的。其背景正如作者所指出一般，隐隐约约露出了各国官方对“财主”日本的“期待”。
三原则缘何减为二原则
吸收了田中南访失败的经验，旨在扭转日本“经济动物”形象的福田，当时除了许诺拨出10亿美元，促进日本与亚细安各国的合作项目之外，还发表了堂而皇之的长篇演说，宣读其“福田主义三原则”，冀图借此消除各方对战后日本南进的疑虑。
所谓“福田主义三原则”，其一是日本决心不成为军事大国；其二是日本要与东南亚建立起“心连心”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三是坚持“对等合作伙伴”的立场。
平心而论，在这三项原则当中，只有第一条是较具体和有吸引力的，其他的两项原则，则相对显得抽象。但从今日日本的外交姿态来看，偏偏是较为具体的第一条原则，早已被外务省抛至云霄之外。
事实说明，自小泉纯一郎当政时开始，福田主义三原则早已偷偷地被改为“福田二原则”。因为，谁也不再提起“不成为军事大国”的决心。与此同时，唯日本外务省马首是瞻的论客和说客，也相应提出并鼓吹所谓“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的论调。这是人们在重温日本的东南亚外交与福田主义“三”原则时，所不能不留意之处。
不过，即使是对于这相对上较获佳评的第一个原则，荒濑对福田首相发表时的用辞及日媒的反应，也提到了两个少为人关注的细节。
一是福田首相在宣读其“决心不成为军事大国”的重大原则时，并不是直截了当，诚恳指出“非军国化”对国际政治朝向和平道路的重要性，而是强调日本虽拥有核武器的能力，但决心不成为军事大国。作者注意到，日本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公开宣称日本已拥有核武器的能力，这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对于没有核武器处理能力的东南亚各国来说，首相的这番谈话难免会被理解为带有“恐吓”的作用。
二是日本大众传媒在报道与评论福田此次南行的成果与现象时，都将之与四年前田中南访遭遇“反日游行”相比较，指出这回“东南亚各国一片欢迎”的气氛，也提到日本企业在田中南访之后“谨慎的行动”（按：“反日游行”的导火线之一是日商的骄横及其“经济动物”的言行）。各媒体也对东南亚各国国内的经济矛盾进行了粗线表面的分析。可是，对于深一层的历史问题，却尽量避开。
作者指出，要谈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是无法绕开的。因为当时日本就是高举“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南进的。
“平等伙伴”绕不开的历史问题
同样的，谈到福田首相在马尼拉提倡“愿与各国建立起对等的伙伴关系”，人们会很自然地回想起当年东条英机首相呼唤亚洲各地领导人到东京，出席他主持的“大东亚会议”的情景。东条当时虽然也强调日本愿与亚洲人“共存共荣”，但实际上“共荣圈”无非是为了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以日本利益为依归的虚假口号。
有鉴于此，作者指出，不检讨过去、手握巨资南下的福田首相高唱的“对等伙伴”是不现实的，各国的领导人其实都心知肚明。但针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日本大众传媒都视若无睹。
时隔近半个世纪，环顾日本学界与论坛，能以如此清晰文字，辨析日本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及其走向的日本学人或一流政论家已不多见，谨此作为牛年新春读书札记，与读者分享。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所谓“福田主义三原则”，其一是日本决心不成为军事大国；其二是日本要与东南亚建立起“心连心”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三是坚持“对等合作伙伴”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