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交易所2月9日宣布，委任本身是阿根廷籍、持有克罗地亚护照、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欧冠升（Nicolas Aguzin），接替李小加出任行政总裁（ CEO）。目前正值“背靠国家，面向世界”的港交所站上历史新台阶的关键时期，不少评论担心，不谙中文且不懂国策的欧冠升未必是最佳人选，但负责遴选工作的港交所主席查史美伦解释，由于港交所在债券市场和衍生产品业务发展方面需要更加国际化，所以相信他的资历和背景能够为港交所的国际化发挥重大作用。不得不说，查史美伦的说法相当有趣，在她眼中，“西化”就必然等同“国际化”甚至等同“现代化”，感觉就像只要香港多开几个外国人常去的“兰桂坊”，或者多请几个“马斐森”来担任大学校长（马斐森曾任香港大学校长），就瞬间变得国际化了一般。
国际化不等于西化
事实上，港交所能否进一步国际化，关键根本不在于CEO是否外籍人士，而是能否把握“背靠国家，面向世界”的历史性使命、机遇和挑战；至于欧冠升是否港交所CEO的最佳人选，则视乎他能否带领港交所乘风破浪。世界政经格局巨变，中国金融化前景广阔，加上中概股回流潮、北水南下大时代，本来就驱使香港重塑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不止要做“国际的香港”，更要成为“中国的国际的香港”。在此关键时刻，香港将会成为怎样的金融中心，自然和港交所将如何扩大改革和发展、会否超越伦交所和纽交所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的命运不无关系，所以，如何重新奠定港交所的历史角色，可谓任重道远，远比这个金融市场如何让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复杂且厚重得多。
无可否认，从出身和资历来看，欧冠升的往绩相当亮丽，管理能力也是有目共睹。毕业于世界最佳商学院之一的宾夕凡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欧冠升，初出茅庐便加入摩根大通拉美分行，10年后获提拔为并购投行部门主管，其后成为拉美区CEO，自2012年起转战亚太市场，担任摩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负责在华业务，期间曾经推动摩通与大陆联营公司取得证券业务牌照；有论者便相信，假如港交所仍有野心收购伦敦证券交易所，欧冠升绝对能够从中发挥优势。不过，这是否足以代表他就是港交所CEO的最佳人选？就算他能如李小加所言，成为“出色的港交所CEO”，又是否代表他能够推动港交所翻开历史新篇章？
关键使命在于改革
对此，市场普遍担心，欧冠升不谙中文、不明国策、不懂香港，可能未必认识香港作为中国境外唯一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更加未能感受到这个金融中心的升级之于香港发挥优势、贡献国家、再创辉煌的重要。不过，翻查欧冠升少有的中港评论，其实他对中国并非一无所知，例如他向来看好中国发展，相信大陆将逐步开放金融行业，形容“所有板块都有令人兴奋的机遇”，包括证券、私银、合并、收购等等；他也看好大陆科技企业，预测未来10年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有四分一来自大陆，而且个别领域的创新能力甚至领先全球；他也不认为中国必须遵循西方的发展模式或者民主步伐，甚至断言中国永远不会变成美国，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民主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只是，这是否代表他真的懂中国和香港呢？就算他懂，又是否具备推动结构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能否带领港交所踏上最有利香港的历史征程？
和欧冠升一样出身摩通的李小加，是外界所公认，能够明白国策、懂得香港又具备革新意识的例子。他任内11年致力推动连水、换鱼、跨界及改制这四大变革，当中包括尤为关键的新股上市制度改革，容许未录得收入和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以及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的新经济企业来港上市，可谓完全改变了香港的融资生态，也促使香港做好迎接全新历史使命的准备。
欧冠升有待历史验证
即使在李小加卸任之前，他仍积极筹划四件大事，冀能令港交所更上层楼——首先，计划推出全新新股结算平台，让市场和监察机构都能更加便利获取新股资讯，减少新股申购预缴冻结资金；其次，不断完善上市制度与扩容，例如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法团不同投票权架构中国公司来香港进行第二上市；第三，拓宽沪深港通的投资范围；最后则是希望推出MSCI中国A股指数期货帮助国际投资者管理风险，让他们更加放心地投资大陆股票。
有谁能够咬定，港交所在大陆出身的李小加的任内，就无法吸引外资、甚至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又有谁能够断言，当有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欧冠升担任CEO，港交所就会因而涌入外资？平情而论，负责CEO遴选工作的港交所主席查史美伦作为香港典型金融精英，对于香港的进一步国际化的想像难免偏向传统视角，以为“西化”就等同“国际化”甚至等同“现代化”，若然如此就有点狭隘了；而如果港交所高层都被这种思维所主导，那恐怕对香港的“真国际化”不会有太大帮助。
所谓“有能者居之”，正如国籍并非国际化的唯一标准一样，我们也没有假定只有中国人才能胜任港交所CEO一职，因为不少土生土长的中国香港人，至今仍然不懂“一国两制”、不明“国家战略”、甚至未能做好“港人治港”。而欧冠升到底是否具备破釜沉舟的改革意识，又能否带领港交所乘风破浪再上新阶，仍然有待历史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