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疫情引发的联想和思考，正纠缠痛苦的全人类。当最近人们都在密切关注疫苗的效果和病毒的变异时，有一些反思是对人类宿命的追问，也是抚今追昔、慎终追远的前提。
疫情从来就是人类的宿命之一，就像生老病死对于个体的生命一样必然。有历史记载以来，人类就一直承受各种各样疫情的考验和打击，有时候损失惨重，史前社会想必更甚。公元前四世纪，一场至今未明的疫情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而那里被看作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
鼠疫的大规模暴发就有三次，第一次始于六世纪的东地中海沿岸，致死1亿人，摧毁了东罗马帝国；第二次是14世纪开始流行于欧洲的赫赫有名的黑死病，直至200多年后一场大火烧毁了大部分伦敦城才得以平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19世纪末暴发，波及范围史无前例，涵盖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是一次几乎遍及全球的灾难。此后的疫情就再也不能控制在某一地区了，它们都能跨地区，悄无声息地流传开来。
疫情是人类发展的伴生物，是共存在地球上不同生物之间博弈的结果。人类作为生物链的顶端存在，消灭了多少物种和生命已无从得知，但其他生物对人类的伤害同样是最大的。杀死人类最多的绝不是人类自己，而是从许多动物身上传来的各种疫病，如流感、天花、爱之病、疟疾、肺结核、麻疹、霍乱、骨痛热症，还有今天的各种冠状病毒等。
只要人类还只是在谋求自身的发展，不顾及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和侵害，被这些生物反击就是无法避免的过程，或许直到剩下唯一物种才能停止。
可惜的是，面对疫情这种宿命，人类的应对常常是无助、昏聩而混乱的。在人类世界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疫情的认知和应对是无意识和不作为的。所谓“群体免疫”的理念并非空穴来风，它在过去的历史中，一直就是人类应对疫情的主要方法。人类还经常用优胜劣汰来解释在疫情中被牺牲掉的同类。
与此同时，人类更愿意把自己的同类视作对手，而不是伙伴，经常以各种手段相互伤害，但发动的战争远不如所携带的病菌更有杀伤力。据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述，当年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后的100年里，就使墨西哥的人口从2000万降到160万，主要手段就是他们自身携带的天花病毒。
当人类开始思考对付各类疫情时，还是会有一些效果的，如天花就被成功遏制，仅存的样本被存放在美国和俄罗斯；霍乱、骨痛热症、爱之病等虽然没有完全绝迹，但各种宣传已使它们的传播率尽可能地降低。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人类不能统一认识，共同应对出现的疫情。在冠病疫情肆虐时，许多国家并不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祸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死亡人数在20万以下就是他的胜利，尽管很快就被打脸，可是真正严格的防疫措施仍然被很多人抵制，造成袭击世界的疫情一波又一波。
另一方面，很多人将疫情防控当作手段，来实现打压胁迫其他人和国家的目的。如疫苗的出现原本是件难得的好事，可是“疫苗战”的出现就暴露了许多人内心的自私短视和阴暗狭隘，将原本的目的变成了争名夺利的手段，疫情自然会乐得在自相残杀的对手面前得寸进尺了。
对于疫情这样的宿命，最好的办法在中国最早的医书里就有记载。《黄帝内经》说得很清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所谓“毒气”即指今天的各种疫情，需要的是“正气”来解；而“正气”的道理解释起来很普通，那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且两者缺一不可。
简单的道理实行起来却很难，至少现在的人类社会还远没有做到。想到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过去3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仅疟疾一项疫情，就使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顿觉无比的失望。
疫情无法避免地成为人类的宿命，不是因为它不可战胜，而是因为人类还看不到团结一心共同应对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