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缅甸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民盟）的发言人苗纽表示，缅甸政治领导人、国务资政翁山淑枝以及缅甸总统吴温敏等政要在当日清晨遭缅甸军方扣押。有报道称，眼下缅甸首都内比都与仰光的街上已有缅甸武装部队站岗，同时内比都的电话线与互联网服务已被切断。缅甸军方电视台1日称，总统府宣布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要理解缅甸政治复杂的历史，就绕不开翁山淑枝，从女儿到妻子，从旅居海外到归国，从政治犯到政治家，本刊曾在她2015年首次访华时回顾过她此前的人生，如今已经75岁的她，兜兜转转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妻子
“1988年3月最后一天晚上，在牛津，如同我们往常一般，拥有一个安静的夜晚。儿子们都已上床，我们看着书。突然电话铃响起。淑拿起话筒，得知她母亲严重中风。她放下电话，便开始收拾行李。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的生活将从此改变。”
翁山淑枝的丈夫迈克·阿里斯多年后回忆道。翁山淑枝就这样匆忙地从英国牛津飞回缅甸仰光的老家看望母亲，她不知道，此后的20多年里大部分时间她将被软禁在仰光茵莱湖畔的老家中。
在1988年3月底那个晚上接到缅甸母亲中风的消息前，翁山淑枝已经过了15年的婚后平静生活。她住在牛津，是藏学家迈克·阿里斯的妻子，是两个儿子的母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去超市买东西，为家人做饭洗衣服。虽然她在英国非常低调地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但命运也在等待唤醒她的另一个身份。“翁山淑枝从没有忘记自己是谁，自己的父亲是谁。”丈夫阿里斯如是说。
“二战”期间，他的父亲翁山和传奇性的“三十志士”团体中的其他人一起接受日本军事训练，然后随同入侵的日本军队进入缅甸，当时的日本答应赶走英国人之后，给予缅甸独立地位。当他发现这项承诺是假的，便潜入地下，秘密创立缅甸独立军，并率领这支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他转而协助再度攻进缅甸的盟军英国部队，并在“二战”后与英国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协商缅甸的最终独立。就在权力转移前的几个月，1947年7月19日他的整个临时政府内阁被集体枪杀，翁山自己也未能幸免，年仅32岁。后来发现主谋是翁山的政治对手，凶手受到惩罚，翁山将军则被尊为缅甸的“独立之父”。
生于1945年6月19日的翁山淑枝对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记忆。然而她后来所得知关于他的每一件事，都使她更加渴望了解父亲。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翁山淑枝努力挣扎，想要了解自己的命运。
此时的她在牛津圣修学院毕业后，由于成绩并不理想，学院也没有同意她再念一个文科文凭的申请。有些落魄的她回到监护人戈尔·布斯夫妇在伦敦切尔西区的家中住下来，做兼职家教，为缅甸学者当助理。她受聘开始撰写儿童书籍《一起去缅甸》《一起去尼泊尔》《一起去不丹》，并不断收集有关父亲的书籍和论文，还写了一本关于她父亲的书《翁山》，由昆士兰大学出版。
与此同时，翁山淑枝还默默断了自己和当时缅甸军政府的联系。1967年，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奈温在温布尔登自己的住所休假时曾召唤同在英国的翁山两名子女翁山淑枝和翁山吴到他家做客，翁山淑枝以准备期末考试为由拒绝了。
就在翁山淑枝不知该如何处理自己和祖国的关系时，她通过监护人儿子克里斯多夫认识了研究西藏历史的迈克·阿里斯。来英国念书之前，15岁的翁山淑枝1960年随出任印度大使的母亲都庆枝前往印度新德里，在那里上了中学，都庆枝成为缅甸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使。
翁山淑枝接受到正统的上流印度仕女教育，裁缝、刺绣、插花、钢琴和骑术。因此当阿里斯在英国见到翁山淑枝的时候，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白皮肤、长发刘海、举止优雅的女孩，穿着缅甸传统服装纱笼，却操着印度上流阶层口音的英语。她与当时身着宽领衬衫、喇叭裤、短裙、靴子，听着披头士的英国年轻人风格完全不同，表情严肃，隐约展现出她并不简单的家庭背景。
翁山淑枝和阿里斯最开始三年的恋情聚少离多。从伦敦分别后，阿里斯回到不丹首都廷布继续担任皇家私人家教并实地研究不丹早期历史。而翁山淑枝通过缅甸朋友玛丹艾（Ma Than E）的关系到纽约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读研究生，但半途而废。随后又靠着老乡、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关系在纽约联合国秘书服务处找了份工作。
1970年夏，阿里斯从不丹回英国度假途中去了纽约，和翁山淑枝订婚，次年春天，翁山淑枝也去不丹探望阿里斯。在联合国秘书服务处工作的第三年底，翁山淑枝做出决定，回归家庭相夫教子。
阿里斯成为翁山淑枝的生活重心，在回英国结婚前的8个月里，她不到两天就写一封信给阿里斯，总共写了187封。但信中她也担心她的家人和同胞将误解两人的婚姻，认为她对祖国的奉献会减少。她不断提醒阿里斯，总有一天她会回到缅甸，到时她将需要他的支持。“我只要求一件事，万一我的同胞需要我，你愿意协助我完成他们所赋予我的责任。是不是确实会发生，我不知道，但可能性总是在那。”翁山淑枝在信中写道。
“我曾想象，如果那个日子非来不可，应该是我们人生的后期，当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之后。”阿里斯没有猜对，怎料一家人平静地生活十几年后，翁山淑枝在母亲病重的召唤下，不可避免地卷入祖国的政治漩涡。
女儿
命运让翁山淑枝作为女儿回到缅甸照看病重的母亲，也让她作为女儿开始延续父亲的使命。1941年在仰光综合医院，病人翁山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都庆枝护士，47年后同样在这家医院，都庆枝因中风成了病人，由翁山淑枝照顾，她在这里目睹了1988年军政府对示威人群的那场镇压。
此时缅甸一片混乱，东南亚最富饶的国家成为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军政府实行独裁高压的恐怖统治，一切国有化，上层分配特权，下层分配贫困。当时居民都不相信银行，把现金换成大面额钞票，保存在家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军政府突然宣布停止大面额钞票的流通。这无疑给底层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军政府的镇压使几千人死伤。在医院照顾母亲的翁山淑枝亲眼目睹了这一血腥现实。
由于军民流血冲突一再发生，感到事态严重的军政府领导人奈温将军在1988年7月23日召开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临时大会，发表演讲表示将辞去总统职务，并提议实行多党制，举行大选，选出新议员。
奈温下台后，混乱并没有终止，军队与人民的流血冲突也没有结束。翁山淑枝带着出院的母亲回到茵雅湖畔的家里休养，这幢房子就对着湖对面奈温的大别墅。随着新一轮民众的抗议活动，各类人群争相来敲她家的门，翁山淑枝的家很快就成了全国政治活动中心。“即使你认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是躲不开的。”她曾这样说道。
1988年8月8日，原本学生在茶室产生的纠纷，引起仰光码头工人的罢工，进而使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市政厅前游行反对戒严法。接近中午，军队突然采取行动驱逐示威者，政府称有100多人遇害……动乱蔓延。翁山淑枝并没有参与这场示威游行，而这也引起了很多学生领袖的不满。
就在此时参加游行示威的仰光大学历史教师姚傲敏（Nyo Ohn Myint）找到了翁山淑枝，请她成为抗议活动的领导人。翁山淑枝一开始坚持拒绝，表示只愿做政府和抗议学生间的调停人，但她随后松口，解释说她不想做投机分子，不想接手已经在进行的运动，如果人民真的需要翁山的女儿，“我会去做”。翁山淑枝把自己家的餐厅设为临时办公室，后来这里成了她自己政党的主要办公室。
这段时期，翁山淑枝依旧在家庭的怀抱里，她照顾着病重的母亲，督促儿子做功课，还挤出一点时间写她的缅甸文学研究论文。而当她1988年8月26日在仰光雪德宫大金塔西门外广场对近百万民众发表演说时，阿里斯带着两个儿子就站在她身后。“眼前的危机举国上下共同关注，身为我父亲的女儿，我不能置身事外。”
很快，9月底独立政党全国民主联盟诞生，翁山淑枝担任秘书长。正当翁山淑枝准备全力投身新党之时，她的母亲于12月底去世了。但现在不只是她，连阿里斯和两个孩子也很清楚，翁山淑枝已经有了新的责任。相比于妻子和母亲的身份，翁山淑枝需要继续成为缅甸民族英雄的女儿。
1989年7月19日烈士节当天，翁山淑枝临时取消了游行计划，但仍有很多群众前往忠烈祠游行，军队以戒严令逮捕了人群。虽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第二天晚上，翁山淑枝的全国民主联盟顾问团40多人被送进了永盛监狱，而她自己也以《刑法》第十章“危害国家安全罪”遭软禁。
政治犯
“前面几年最糟，他们把我投入深渊。”翁山淑枝在2010年获释后曾对BBC记者这样回忆软禁早期的生活。同党、朋友、孩子、丈夫纷纷被迫离她而去，没有访客，没有电话。1989年圣诞节，缅甸政府允许阿里斯回仰光看望翁山淑枝，这时的她已经养成了规律的生活，每天4点半起床，以1小时内观冥想开始。
阿里斯后来回忆：“那些天是我婚姻生活中最快乐的回忆，日子好平静，翁山淑枝已经养成运动、阅读、弹钢琴的规律作息。我每天拿出一样带来的圣诞礼物，持续好几天。我不怀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假期结束，阿里斯离开，他无法再申请到新的签证，两个儿子的缅甸国籍也被吊销。
阿里斯说：“缅甸政府打算把她和孩子硬生生分开而击垮她的意志，希望她会接受永久流亡。”但翁山淑枝很清楚，只要她离开缅甸，就不可能再回来，而她的党和被关押的党员们很可能遭受更悲惨的厄运，于是她决定留在缅甸独自生活。软禁期间她的宅邸外士兵无数，屋内也有15名士兵看守，陪同她的人除了管家、管家女儿和女佣外别无他人。
翁山淑枝一直不愿意多谈自己选择的个人和情感代价，而这些抉择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更是很少提及。“放弃儿子们的牺牲很大，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是最大的遗憾。”她说。由于没钱，她叫卫兵把家具搬出去变卖，以换取食物。她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我有时没钱吃饭，因为营养不良而掉头发，我的体重后来降到了41公斤。我担心死于心脏衰竭而不是饥饿，后来眼睛出了问题，脊椎也退化了。”
几年后获纳塔尔大学荣誉学位时，她的谢辞中主要写了那段软禁初期的领悟：“必须走过苦难人生道路，要设法从磨难中寻找力量，从忧患中获得智慧。”佛教给了她很大帮助，阿里斯曾在圣诞节送给她一本班迪达法师的著作《就在今生》，她从每日禅坐中得到收获。“我们要心怀慈悲的全面民主，关爱和同情应该是政治的一部分。”她在数年后回忆1989年拜会班迪达法师的文章中写道，“班迪达说人不只是应该说实话，说的话也应该和谐、宽厚、有益大家。”
1990年5月27日，缅甸举行了30年来首次普选，军政府此前特意出台新规定，家属是外籍的缅甸人无参选权，翁山淑枝被排除在外。1991年翁山淑枝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8岁的大儿子亚历山大在颁奖典礼上代母亲致辞。1995年获释后，翁山淑枝也在媒体面前提到了南非：“昔日的死敌，为了民众的福祉而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此时的缅甸，奈温时代已经结束，军政府三巨头鼎立，分别是钦纽、丹瑞和貌埃。军情局长钦纽抛弃奈温的经济政策，同意外国开采石油天然气，和边境大部分少数民族签署停战协议，开放旅游市场，逐渐推向国际化。但此时重获自由身份的翁山淑枝呼吁西方各国继续制裁缅甸，并要求外国游客不要来缅甸旅游，因为游客花的大部分钱都进了军政府口袋里，促进旅游业是对军政府独裁的支持。“缅甸只有一个拥有特权的团体在赚钱。”
也因为这个主张，致使不少她的追随者离她而去，她早期的贴身秘书玛丹姬甚至因此和她反目。结果是，作为东南亚最大国家，缅甸每年吸引游客20万，而邻国泰国则为1400万，缅甸旅游收入仅及泰国的1%。直到2011年6月翁山淑枝最终获释后，民盟才转变了对旅游业的政策。“让旅游散客进来看看缅甸，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局势，也许是好事。”翁山淑枝说道。
但随后另一个考验摆在了翁山淑枝面前。1999年1月，翁山淑枝获知丈夫阿里斯在英国被检查出前列腺癌。即便在查理王子出面请求下，缅甸军政府也没有发给阿里斯签证，让夫妻二人可以见到最后一面。缅甸官方报纸到最后时刻，只表示翁山淑枝随时可以回英国看望丈夫，并强调待在垂死丈夫身边，是遵守妇道妻子的责任。夫妻二人对局势心知肚明，她离开缅甸后就不可能再回来，阿里斯在最后时刻也曾告诉过翁山淑枝“不要来”。翁山淑枝在丈夫去世那天只是淡淡地说：“我很幸运，有个一直了解我需要什么的好丈夫，什么也夺不走这份幸福。”
“在我对翁山个人传记的研究中，我也曾提过这样的问题：翁山远离丈夫和孩子，并且在丈夫病逝之后依旧选择留在缅甸而不是第一时间赶回英国探望，不免会让人怀疑对翁山而言，权力、政治斗争以及公信力远远大于她的家庭。”曾著有《翁山淑枝：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仰光囚犯》的美国学者巴巴拉·维克多（Barbara Victor）也对本刊提出了如是疑问，“但后来你会发现，这是她为全缅甸人的幸福和民主进程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政治家
“我是政治家。”翁山淑枝在最终结束软禁后对英国《卫报》说。2012年翁山淑枝声明说：“作为政党的领袖，必须有领导自己国家的志向，因为这意味着你所在的政党必须获胜，而每一个政党都有这样的愿望。”在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中，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ethics of conscience）最终会和政治家的责任伦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相融合。解除软禁后的翁山淑枝积极投身缅甸政治，并在各个方面基于现实考虑理性决定，不再刻意为自己增加民主斗士的悲情色彩。
在2012年4月1日举行国会补选投票中，翁山淑枝成功当选缅甸议会议员，紧接着于2013年底宣布参加2015年大选竞选。根据2008年通过的缅甸宪法，有外国家庭成员的人不能担任总统或副总统，而翁山淑枝的丈夫是一位英国公民，她的两个儿子也是外国籍，民盟争取过修改宪法，为翁山淑枝竞选总统铺平道路，但由于军方议员的反对，修宪案被否决。2015年11月8日，翁山淑枝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称获得90%的选票，赢得大选，第二年她进入政府内阁担任缅甸外交部部长和总统府事务部长，一个月后同时出任新设置的国务资政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