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当代中国的“真知灼见”，我想主要体现于时隐时现的“中国三论”，即骨牌论、崩溃论与威胁论。
新中国刚成立的1950年，他们就预言中共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不出三五年北京政府就会土崩瓦解。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眼看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日益团结、壮大，于是骨牌论应运而生，风靡一时。
所谓“骨牌论”（Domino Theory），就是说随着中国势力的强大，它必将向东南亚进行军事侵略，各国政府都将一个跟着一个倒下，最终沦为中国的殖民地。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对华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似乎是在为自由世界“替天行道”。骨牌论也是美国取代法国，在1961年卷入越南战争的“法理依据”与“出师有名”。
直到14年后的1975年，美国战败而退出越南，骨牌论才逐渐在媒体上暂时隐蔽。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媒体与专家学者哪甘寂寞？不拿中国来说说事，名利双收的风光日子怎么过？于是崩溃论者再度出场。事因文革动乱并没让他们“心想事成”，没有印证他们的崩溃论，所以改而断言1976年第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必然导致中共政权分崩离析。
结果怎样呢？又让这帮“中国问题专家”大失所望了。历史事实表明，所谓“中国经济濒于破产或崩溃”是个莫大谎言，因为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针指引下，经过20多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牢固基础（按：四化即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领域的现代化）。
我还清楚记得，“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当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美谈，你想这样的泱泱大国怎么会经济崩溃？西方人当然不承认自己对中国的傲慢、偏见与无知，一旦发现遏制、围堵战略完全失效，只好改用“奶头策略”与“和平演变”策略，企图从内部腐蚀、分化、肢解中国，就像当年肢解苏联的模式一样。
“帝国主义者亡我之心不死”，不仅是一句警策之言，也是千真万确、有目共睹的客观存在，1989年六四事件及其后的全面制裁不就是例证？尽管他们再度失败，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四分五裂，变成他们幻想中的七八个国家，但是“中国崩溃论”这剧本还得继续演出。
正如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所说，自1990年代迄今，中国崩溃论的“预言激情”此伏彼起，共有四波“高潮”出现：即在西方全面制裁下的1990年代初期、1997年亚洲危机后的2000年初、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的2012年、冠病疫情在湖北武汉暴发的2020年初。
非常“有趣”的是，在合唱、轮唱《中国即将崩溃》名曲的同时，他们又高声唱出了The China Threat美妙新调。1996年11月21日，我曾在《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威胁论是骨牌论的新版》一文，指出威胁论的内涵虽不同于骨牌论，但在本质上毫无区别，同样是荒诞不经、哗众取宠。
例如，除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中国复兴必然对外侵略，还胡说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他们都富裕起来，消费大量天然资源，必将导致全球粮食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其他国家民族的生存机会。你想这是哪门子的逻辑思维？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科技进步神速，中国威胁论又增添新内涵：互联网与物联网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各国必须联手禁用华为5G系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竟然恐吓欧洲国家，说如果欧美不再联手对付中国，欧洲将沦为中国的殖民地。这真是荒唐可笑之极。
平心而论，以上“三论”产生的根源，主要是论者居心叵测，出自西方政客反华战略的政治需要。至于那一帮所谓的专家学者为何持续鼓吹“三论”，我想是因为这类文章、书籍经过各种媒体炒作，很有市场价值，不怕没有读者青睐。即便是胡乱拼凑的烂货，也可能捧上畅销书龙虎榜，例如章家敦（Gordon Chang）2001年的著作《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就曾风靡一时、洛阳纸贵。
当年我在开放大学教《中国通论》，儿子买了一本给我参考。我翻阅了10多页，发现错误百出，毫无价值，就扔上书架尘封了。从这类文章、书籍中，我们不难发现那帮不懂中文的所谓“中国通”，其实对中国历史、文化、国情，不是懵然无知就是一知半解。正因为无知者无畏，加上“用心良苦”以及传统的傲慢与偏见，其政治“预言”通通变成了文学“寓言”。
总而言之，“中国威胁论”早已变成“威胁中国论”（The Threatened China），而“中国崩溃论”也许还会持续上演若干时日，但最终必将彻底崩溃，这是我们可以预见、毋庸置疑的。再者，威胁论与崩溃论居然出自同样一个人或一伙人，不也折射了他们逻辑思维的严重错位、紊乱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