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新明日报》前总编辑杜南发领衔编纂的《世纪跨越·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报刊史料选汇编》一书，在编委会全体成员花费了九个多月的辛勤劳动之后终于完成。
这是杜南发在两年前为新加坡第一座制度性的佛教寺院——莲山双林寺，编辑两巨册资料汇编与研究论著之后的又一力作。与前书类似，本书同样以各类历史档案、报刊书籍资料中的吉光片羽为搜集对象，以此来重构福建会馆这个新加坡基层治理与社会生活史中的重要板块。
我对于福建会馆发生兴趣还是在三四年前，偶然在国家图书馆的旧报刊检索系统中发现，本地最大寺院光明山普觉禅寺的开山长老转道法师，曾经担任以漳泉为主的福建侨民的制度性组织机构天福宫的住持。
我最初好奇的是，一位正统的禅宗僧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民间宗教组织的领袖？多作了解后才知道，新加坡建国以前的社会组织管理是以“帮”“群”政治为特点。殖民时代以“客长”制来间接统治华人，这促使早期马六甲以及稍晚新加坡本地的移民，以方言为表征形成了漳泉、潮州、广府、琼州、客家等方言社群。这种地缘纽带有时还会与特定行业相关，就形成了各种地缘、业缘的基层组织，以实现民间社会的自治。
其中，新马地区以漳泉与永春为主的福建人最占主流，不仅在人数上占优，也因多为经商而在资本与社会地位上，对新马地区起到了重要影响。
就具体管理途径而言，福建帮最初以恒山亭这一漳泉邑人的公塚来行使基层治理，随后其职能被福建移民的信仰机构天福宫所代替，后者又渐次让位于早在1840年就附设于天福宫内的福建会馆这一更为专业的职能机构。
这些看似毫无权力的民间组织，就在新加坡历史长河中，不仅关乎同一社群中人的身后之事，甚至连婚嫁、文教与职业选择等都可干预。
比如陈笃生之子陈金钟就继承了其父在福建帮中的领导地位，并同时担任天福宫和福建会馆的总理，以此“民间职衔”来领导福建帮社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以此方式而在民众个体与顶层政府之间，构建了一个公共管理的桥梁，并经历了一条由商业资本涉入社群公益，尤其是通过捐助而获得神权（公塚、民间祠祀），以此来构建绅权，并最终获得政权，从而实现民间自治的社会权力演进道路。
这就与中国民间权力的获得，往往须通过科举制度得到官方授权，而民间治理也由于州县乡村官员的全面渗透，只能留给乡绅有限的运作空间迥异。这也正是新加坡历史中最为独特的一面。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经几代本地历史学人的艰辛实地踏勘、史料搜集与文献研究，这种独特性才慢慢得以展现。
殖民时代，当局对华人的各方面采取放任态度，比如华人办学等只能自己解决，所以各帮群以会馆、行业公会等组织为依托来自我兴学。一直到新加坡正式立国后，这些以宗乡会馆为主体的民间帮群组织，才逐渐退出民间自治的角色扮演，主要转型为文教公益等辅助性社会工作。因此，新加坡的建国史与占本地主体的华人移民、教育与宗乡会馆发展史密不可分。我们今天对这些独特历史的保存与搜集，就不仅关乎新加坡历史的构建，更会起到赓续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
时至今日，在几代历史学人的辛勤耕耘之下，我们已然慢慢驱散新加坡过去200年间的历史迷雾，但基础资料的寻觅与搜集依然是重要的起点，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即使是不久前的史迹也在快速消失。
前一阵子与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商量，我打算出资重启南洋学会丛书部分重要史料的修订再版。在翻检1977年由吴华编纂的三卷本《新嘉坡华族会馆志》时，我惊奇地发现当时所记录的大量本地会馆已然消失，与此同时又有一些新兴会馆涌现出来。
我们这一代人，只有步武前辈学人的道路，不断投入精力与财力来整理这些正在消失的新加坡历史中的断面，才能为后人留下一个相对更为完整的新加坡艰辛发展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