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许鄙视国际机构，但他的总统任期却提醒世界，有效和具韧性的国际机构有多重要。
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的竞选主张是，1945年后的多边机构让其他国家受益，却牺牲了美国的利益。当然，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控诉，远不止于外交政策领域，但他通过将经济问题归咎于与墨西哥和中国等国的“糟糕”贸易协议，以及争夺工作岗位的移民，而成功将国内不满情绪与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1945年后的自由国际秩序被视为罪魁祸首。
正如我在《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总统从来都不是完美的自由制度主义者。艾森豪威尔对伊朗和危地马拉秘密行动的支持，以及肯尼迪对古巴秘密行动的支持，都不符合对《联合国宪章》的严格解读。尼逊违反了布雷顿森林经济机构的规则，于1971年对美国的盟友征收关税。里根无视国际法院裁定其政府开采尼加拉瓜港口为非法的裁决。克林顿则在没有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轰炸了塞尔维亚。
即便如此，在2016年之前，无论是约翰逊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尼逊所签署的军备控制协议、老布什所签署的里约热内卢气候变化协议、克林顿所领导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导弹及相关技术控制制度，或者是奥巴马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美国总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支持国际机构，并寻求壮大其力量。
美国政府从政策上广泛批评多边机构，是从特朗普开始的。2018年，国务卿蓬佩奥称，自30年前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已辜负了美国，而“多边主义本身已被视为目的。我们签署的条约越多，我们理应更安全。我们有越多的官僚，事情就办得越好”。特朗普政府对国际机构采取了狭隘的交易态度，并且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
这些国际机构虽不是万能灵药，但它们确实创造了宝贵的行为模式。多边机构不仅仅是正式组织，后者有时也会变得僵化，必须改革或抛弃。更重要的是，由规则、规范、人脉和期望组成的整个制度，建立了社会角色，而后者须承担道德义务。例如，家庭虽不是组织，但它是赋予父母相应角色，要求他们对子女长远利益承担道德义务的社会机制。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是一场无法无天的零和博弈：我的收益就是你的损失，反之亦然。然而，在1980年代，政治学家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曾利用电脑游戏比赛来证明，玩一次会有作弊的合理动机，但当人们期望有一种持续的关系时，想作弊的情况就会改变。事实证明，互惠互利和针锋相对是最好的长期战略。通过强化阿克塞尔罗德所谓的“未来长长的阴影”（the long shadow of the future），国际制度和机构鼓励合作，其政策后果超越任何单一交易。
当然，国际机构有时会因失去价值而变得没有合法性。特朗普政府声称，世贸组织之类的机构一直在“压制”美国：小人国的居民正在利用多边机构的规则，来限制美国巨人在任何双边谈判中运用其所拥有的实力。特朗普政府以损害世贸组织和美国盟友的方式，来重新谈判各项贸易协定；这举动表明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可以违反这些规则，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短期议价能力。
但是，美国同样可以利用这些国际机构来约束他国，以支持符合自身和他国长远利益的全球公益事业。如果说里根的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曾将美国外交政策，比作一名耐心耕耘的园丁，那么特朗普对政策的诠释，则基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权力行使构想。我们可以换个比喻，特朗普抱怨其他国家搭便车，但这辆巴士的驾驶盘，却控制在美国手中。
在这个各国相互依存的世纪，孤立不是一种选择，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作选择，是一个假议题。病毒或碳原子可不理会政治边界。我们必须学会把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全球关切结合起来。正如历史学家哈拉里（Yuval Harari）所说：“不管你喜欢与否，人类今天面临嘲弄所有国界的三个共同问题，即核战争、气候变化和颠覆性科技，而这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能解决。”
美国须与他国建立一个多层次的伙伴关系网络。外国伙伴愿意时就会提供帮助，而它们的意愿不仅受到美国在军事和经济硬实力的影响，还受到美国基于开放包容的文化、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被广泛认为正当合理政策的软实力所吸引。杰斐逊式的“体面地尊重善意的意见”，以及利用各种国际机构鼓励互惠互利，使“未来长长的阴影”发挥作用，将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正如基辛格所言，世界秩序取决于领导国家如何将实力与合法性相结合。要实现这一目标，国际机构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因为优势不断缩小，同时面对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携手，并利用其软实力吸引它们的合作。美国既须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权力，也须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拜登外交政策的成败，取决于美国能以多快的速度，把“国际机构”这堂课复习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