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力把事拖”，是英文filibuster的音译，据说这是台湾的译法，一般是指在议会里为了阻挠法案通过，而刻意为之的冗长或不相干的发言，阻挠议事程序进行或议案的通过。这种作为因此也被称为“把议案说到死掉”（talking a bill to death）。
广义说，很多其他的阻挠议事程序的动作，如不停地提出修改法案的动议，故意离席使议会没有足够的法定人数开会，还有如港台议会常常上演的抢占主席台，扯断麦克风等等，都可视为“费力把事拖”。香港人称之为“拉布”（以下就简称拉布）。
这种事情在新加坡的国会很罕见。能够想到的，是1961年社阵的李绍祖医生，在立法议会针对新马合并课题，持续发言近七个半小时的例子，至今还没有人打破这项拉布纪录。1966年社阵议员集体杯葛国会走上街头斗争后，国会里长时间没有反对党，各种政府法案都快速顺利通过，省时省力，拉布现象也由此绝迹。
必须说，冗长的发言或冗长的辩论不一定就是拉布。有时，实质性的发言和辩论也可能很消耗时间，关键在于发言和辩论的动机。如果动机纯粹只是为了为难政府，故意“费力把事拖”，以达到瘫痪议事，阻挠表决，那就是拉布。拉布作为一种议会里党派政治斗争的伎俩，其实古已有之。有人研究，早在古罗马时代的元老院，就已出现过拉布的例子。
英美等地的议会，都不乏拉布事例。这是政党政治的产物。比方，1964年美国共和党议员就曾在议院发动过拉布，阻挠民主党人通过《民权法案》，这场拉布战竟持续了57天。美国参议院允许参议员可以就任何议题发言，时间不受限制。因此出现过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如在以朗读圣经、菜谱、电话簿等保持长时间不断发言，直到把原来分配给讨论有关议案的时间用完。不过后来也出台了限制机制，如果有五分之三的议员同意，辩论即可中止。
2009年，新西兰议会也发生了有趣的拉布。反对政府提出的地方政府改革法案的议员所采取的策略，不是发表马拉松式的演说，而是对有关法案提出了数以千计的修正案。而这些修正案又故意用上毛利族语文，也就是说它们都必须经过翻译成英文的程序，这一来就几乎拖死了有关的法案。
在亚洲，2016年韩国议员创下了拉布最长时间的世界纪录。他们为反对政府提出的一项反恐法案，接力发言长达192小时，纯粹就是拖延时间，当中有人还拿出奥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从头念到尾。
这些年来香港立法会上演的拉布戏码也是极为典型的。不过，立法会反对派拉布，其实并不是为了反对某个法案，而是要为难甚至拖垮特区政府，和北京抗衡。议员不认真负起为民喉舌的任务，玩拉布浪费时间和公帑已属可恶，把政治斗争延伸到议会，通过拉布手段试图颠覆政府，甚至把外部势力也拉进来，自然更令港府和北京深恶痛绝，只是无法可治。
从去年3月开始的所谓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反修例，反送中），就很明显地揭示了反对派或民主派（泛民主派）议员和境外势力互为表里的事实。港府几乎因此陷于瘫痪状态，即使特首林郑月娥后来撤回了逃犯条例，也无法平息动乱。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北京决定在港实施港版国安法，收拾了乱局。
不过，在立法会里，泛民议员的拉布持续上演，尽管香港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遭受冠病疫情的打击，亟需出台各种应急措施。民主派在去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气焰更是嚣张。民主派支持者希望民主派能趁势在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大胜，获得过半议席（即超过35席，香港立法会有70个议席），从而向港府施压，迫使政府回应修例抗争中所提出的五大诉求。
民主派还在今年7月举行了所谓的立法会初选，参与初选的候选人甚至扬言，中选后将否决所有政府提出的法案，以瘫痪港府。
然而，有了港版国安法就好办了。本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根据这一决定，香港特区政府随即宣布，四名反对派议员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其余的15名民主派成员随即宣布集体提交辞职信。这令人联想到1966年社阵退出新加坡国会之举。不过，香港的情况显然与1960年代的新加坡不同。无论如何，长时间被反对派劫持的立法会，终于有了一个喘息的窗口。
议会的任务是立法和审议政府的施政，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议会都沦为政党斗争的竞技场，无法真正履行任务。实行议会制的地方，几乎难以找到像新加坡这样的一党独大的情况，所以，执政党通常都会在施政上，受到反对党极大的牵制与掣肘。各政党的打算无非只是要赢得下届大选，因此，执政党也无法做长期的政策规划。
其次，一般议会都沿用以三分二多数，作为决定重要法案是否能通过的门槛，因此，任何执政党如果无法在议会占据三分二以上的议席，就很难通过诸如修改宪法之类的重要法案。这就是很多议会和执政党都难有什么作为的根本原因。香港如此，英美等民主大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香港立法会里就因为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少了议席，无法达到三分二多数而一直受制于反对派。
新加坡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特殊的，也给新加坡带来非常可观的良政红利，但能维持多久却是一个未知数。李绍祖之后，1980年代出现了工人党的惹耶勒南，他也曾尝试过拉布，如要求点算开会的法定人数，但毕竟独木难支，徒劳无功。但自从国会里多了几名反对党议员（目前工人党有10人）后，冗长的辩论和发言似乎有逐渐增多的迹象，而且同一课题（如最低工资课题）辩了又辩，给人没完没了的感觉。
近来，印度尼西亚女佣莉雅妮的案件在狮城闹得沸沸扬扬，也给反对党制造了一个向政府质疑问难的机会。本月4日下午国会开会时，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发表了近两小时的部长声明，之后，工人党议员也就此事提出了个人动议，朝野议员就此进行了一场冗长的辩论，也许并不是很多人知道，这场辩论竟持续到将近午夜时分才结束。
不过，这是一场关乎新加坡司法和执法体系公平与公正性的辩论，尽管辩论冗长，却不能和拉布相提并论。但这或许已预示，今后将会有更多类似的冗长辩论，这是党派政治的必然，只希望不会逐渐走上拉布的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