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边主义”被认为是由三个，但有时是四个或五个国家之间，在讨论涉及相互威胁其安全，或涉及特定任务，以及建立地区稳定与秩序有关问题的制度安排。
“少边主义”是一种更明智、更具针对性的方法，通过减少对解决特定问题所可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数目，规避了联盟政治的冲突和分歧。
在多边环境中调和不同成员的价值和利益，利用最少的参与者来最大程度地解决群体形成中的问题。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多边主义”充分发挥了其自身的弥合和补充作用，有效制约了盲目冲动的单边行为和国家的自利行为。
但是，广泛代表性也开始不断破坏其成本和效率，加之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开始关注传统安全，“多边主义”弊端日益显现。作为“多边主义”缩小版的“少边主义”崭露头角，并在印太地区显现出主流模式。
在印太地区崛起的特征
“少边主义”在印太（亚太）地区出现比较早，比较成熟的运用就是“四方安全对话”。最近“少边主义”呈现出大规模发展迹象。
随着中美在印太地区战略对峙的加剧，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开始构建少边组织，如“印日澳三方供应链弹性计划”“印俄日三国合作计划”及“印法澳三边会晤”等。
第一、双边合作的加强为少边合作提供动力基础。“少边主义”合作的基础，是将彼此稳定双边合作镶嵌于组织内部。“少边主义”在印太地区崛起，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双边合作加强。
以印日澳三国合作为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三边合作（如印日澳三方供应链弹性计划）或者四边合作（如四方安全对话），都是由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推进而推动的，或者为了实现“少边主义”的合作，就双边关系存在问题达成重大共识以解决障碍。
2020年6月，印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签署双边后勤支援协议；2020年9月，印日签署军事后勤与服务互助协议；2014年澳日关系提升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少边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第一个是“四方安全对话”。2017年亚细安峰会期间，“四方安全对话”四国成员重新参加了谈判，四边联盟重新复兴。2020年3月20日，“四方安全对话”国家接收韩国、越南和新西兰，试图构建“四方安全对话+”；
第二个是印日澳“三方供应链弹性计划”。2020年8月19日，印日澳三国就启动“三方供应链弹性计划”进行讨论，企图建立替代方案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第三个是印俄日三边合作。2020年9月19日，印度呼吁扩大印度与日本的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建立三国合作；
第四个是印法澳三边会晤。2020年9月9日，印澳法三国在三边框架下首次举行了会谈，重点是加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第五个是印澳印尼三边对话。澳大利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将在未来几周举行历史性的会议。
第三、少边合作中出现几个核心领导或核心节点，并将其编织成网。最近出现的少边组织并非杂乱无序，而是存在着组织严密、互不影响的组织架构和网络结构。在组织架构和网络结构内部存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遏制力量”、以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为主的“混合力量”（遏制＋平衡），以及以亚细安等为主的“平衡力量”。
在这些架构中，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尼将是这些少边合作中的核心领导或节点。他们基于自身的地理位置、综合实力以及战略自主权等因素，积极持有开放主义，引入域外实力（如美、德、英、法），积极推动地区主义在印太地区的发展。
在印太地区崛起的动因
第一、属性因素。“少边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特殊时期，以特殊身份在印太地区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优良属性。“少边主义”克服了“多边主义”集体行动的困难。正如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所述，“群体越大，就越无法提供最佳数量的集体物品”。而“少边主义”具备的灵活性和决策速度，可以应对地区主要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少边主义”具备少威胁性，降低敏感国家的过度反应。少边组织可以选择不加入美国的计划，不加重中国敏感性的前提下，某种程度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同时，“少边主义”的排他性，致力于目标的趋向一致性。
相对“多边主义”而言，更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此外，“少边主义”可以解决部分由轮辐式双边联盟的不对称性，所引起的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联盟内部紧张关系。
第二、结构因素。“少边主义”在印太地区崛起的逻辑，与美国的不确定性有关。这些不确定性有两个基本方面：
首先与美国的地区参与的可持续性有关。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减，印太国家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承诺感到担忧，须要寻求战略自主。尽管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给予承诺，但人们对美国联盟网络和该地区领导力的可持续性提出了疑问。
其次与中美关系不确定有关。在中美大国博弈中“选边站”或者实施“追随战略”，都可能降低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杠杆作用，同时降低自我在国际社会行动的自主权和发言权。随着中美竞争的迅速升级，建立更加稳定的平衡力量变得极为重要。
第三、时间因素。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都将自身视为国际性大国，并不愿意奉行追随战略。中美战略博弈为他们战略联合谋求集体崛起，提供了特殊机遇，而印太地区成为类似于象征权力的联合国一样，汇集各方权力的平台。
换言之，印度、日本等国对进入联合国等权力机构的雄心，可以在不需要征求任何大国，尤其中国的同意，在印太框架下实现，并实现自己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走出二流国家，重新树立起值得尊重和拥有决定权的国家地位和形象，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无论中美任何一方的胜利，起码从力量对比悬殊上来看，都可能重新回到单极时代。这些国家正是看到国际权力重塑之际的机遇，必须利用各自的优势，抱团以实现崛起。
可以说，亚细安领导的多边主义无法解决区域安全问题，加上中美动力的结构性变化，以及中美博弈力量对比的变化，都为区域性少边安排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未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以及“印太战略”为印度、日本、亚细安等地区大国所提供的战略机遇，印太国家将充分利用这一机遇，通过“少边主义”形式实现地区发展以及自身的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