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莉雅妮案所引起的社会和网上舆论风波，迅速地开展内部检讨，不是为了证明此案从开始到初庭的判决，并没有违背法理情，而是为了找出是否有任何违反法理情之处。
维护新加坡的法治，就必须捍卫正义、公正、平等。对门外汉而言，就只能从法理情角度看法律。
正义是法、公正是理、平等是情。正义靠法律伸张，法律必须切合常理逻辑，法律之下，人人公平才合乎常情。
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前主席廖文良的女佣莉雅妮涉嫌四起偷窃罪，2019年3月被国家法院定罪，判处26个月监禁。今年9月，高等法庭判她的上诉成功，她得以洗脱罪名。高庭法官对初庭判决的评语，却引发了人们对我国法治精神的疑虑。
政府对莉雅妮案所引起的社会和网上舆论风波，迅速地开展内部检讨，不是为了证明此案从开始到初庭的判决，并没有违背法理情，而是为了找出是否有任何违反法理情之处。政府的内部检讨，若是为了“证明”此案没有偏袒有钱有地位的政联公司高管，便等于是预先设下结论和立场。
内政部兼律政部部长尚穆根11月4日在国会发表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公布印度尼西亚女佣莉雅妮偷窃案的内部检讨结果，厘清了民间的最深切疑虑：确认莉雅妮案自始至终，并不存在廖文良和“任何外力”的影响。
内部检讨翻转石头，也查出办案过程中的几项疏漏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从性质而言，只能以“严重”二字形容。如负责该案的调查人员，在报案五周之后才去廖家取证物，违反法律要求和警方的作业程序。
如两名主控官被指知道DVD播放机无法操作，却在庭上示范操作，有误导之嫌，此事已交由纪律审裁庭调查。
总检察署也认为赃物的估值，以及审讯前的准备工作需要改进。
另一重要关键是，廖家的报案是否有陷害女佣的动机。就这一点，调查确定廖家的报案是“合理的选择”，但廖文良儿子却难逃提供假信息和作伪证之嫌；他已在11月5日被控。
总检察长黄鲁胜曾经在廖文良担任凯德集团总裁时，任集团董事局成员。这一点曾引发他是否有可能影响检控决定的闲言闲语。
黄鲁胜在9月9日发表文告说，他跟廖文良没有私交，却因“个人理由”回避该起案件，把案件的检讨工作，交给副总检察长哈里古玛。他没有说明“个人理由”是什么。
尚穆根在国会上透露，黄、廖两人曾有过意见分歧。所以，黄对此案的确有其顾忌之处。人们以为他跟廖有私交，便会认定他可能偏袒后者；知道两者并不咬弦的人，则可能以为他会作出对廖不利的检讨决定。这些正反两方的猜疑都是人之常情，因此黄鲁胜的回避是正确的。
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是国会内朝野的一致立场，也反映出社会的正义呼声。新加坡律师公会自1985年设立的“刑事法律援助计划”（Criminal Legal Aid Scheme），由律师义务承担，政府则负责75%的经费。但这个安全网只涵盖家庭收入最低的25%。
今日的任何一场官司，每个环节都是成本，即使是中等收入，甚至富裕家庭也打不起“长命官司”。因此，法律援助计划下的费用由纳税人承担，也不完全合理。
英国三名少年因盗窃逃跑过程中，开车将一名警察拖行致死，被判过失杀人。三人必须承担的新币80万元法庭费用，却由英国政府扛下，这在当地社会引起强烈不满。
尚穆根以英国的例子说明“刑事法律援助计划”，虽立意良善，却也有其两难之处。有鉴于此，政府考虑设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Public Defender's Office），评估刑事被告的经济能力和案情，确保经济困难者能得到法律上的援助。新机制要如何弥补现有机制的不足之处，对政府和法律界是一项挑战。
过去三年，总检察署每年平均处理3000起入室偷窃和监守自盗案件，莉雅妮案只是其中一起“普通案件”，但却引发了并不普通的情节发展。案情拖沓几年，莉雅妮没有被时间和压力所击倒，她的毅力令人佩服。检讨结果并不否定她在廖家曾经手脚不干净，但这也许不会影响社会对她的同情。
密切关注莉雅妮案的国人，以及对此案所引起的风波进行认真、严肃、深入的内部检讨的政府和司法界，等于从中上了一堂课。“法理情”三字必须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永久座右铭。新加坡的法治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是一道金字招牌。美国咨询机构盖洛普，自2015年以来，每年发布《环球法治》报告，新加坡年年名列榜首。这项荣誉，对我国政府维护法治的健全则是一种压力。
新加坡每一届政府上任时，总理都会给每位执政党议员发出信函，提醒他们秉持最高操守的行为办事。这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传统。政府若没有认真执行纪律，发信函之举就会流于形式。尚穆根说，一旦发现议员的行为有不妥之处，即便不违法，他也会找有关议员“喝茶”。这茶好不好喝，喝过的议员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