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庆祝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政40周年。在这40年里，中国经济按美元、人民币和购买力平价计算，分别增长了约50倍、200倍和90倍。虽然大部分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但中国也得到了外国的帮助。
在这一时期，有10位外国人获公认为对中国的惊人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加坡的李光耀就是其中之一。评选这10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的过程，肯定是复杂而充满争议的，且仔细考虑了众多候选人。经过评选并向世界公布，该名单将永远载入中国史册。
今年，我们庆祝新加坡和中国建交30周年。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是个必要的程序。李光耀很早就告诉台湾“总统”蒋经国，当新加坡与中国建交的那一天到来时，基于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政策，在新加坡的中华民国国徽必须被移除。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尽管知道，但没有反对新加坡武装部队使用台湾的训练设施。
事实上，新加坡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使得1993年汪道涵与辜振甫，以及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谈成为可能。这两次会谈都是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在中国伟大复兴的剧本中，新加坡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而中国与东南亚几百年来的互动历史是其渊源。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不仅仅是像槟城这样的贸易站），而又具备“华人性”（Chineseness），使得中国对新加坡特别感兴趣。
当邓小平于1978年引领中国走向新的方向时，新加坡作为一个成功的年轻国家，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年11月，李光耀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曾说过，如果连总人口四分之三是华人、其中大多为苦力的后代的新加坡，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那么历史悠久、人才济济的中国，所能够达到的就远非这个水平？
1985年，中国国务院邀请吴庆瑞担任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新加坡给了邓小平很多的启发。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指出，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要努力向新加坡学习，并做得更好。
像大寨之于农业、大庆之于工业一样，新加坡迅速成为改革开放的朝圣地。那一年，有数十个中国代表团到新加坡访问，让新加坡倍感荣幸，但也令许多政府部门应接不暇。
随后，李光耀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两国共同开展联合项目的建议。中国官员可以吸取新加坡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而新加坡官员则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情况，从中受益，这开启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包括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1990年代，新加坡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城市规划方面，是中国的重要借鉴对象。李光耀指示新加坡的各所大学，为中国官员开设专门课程。现在，它们的中国校友已达数千之众，其中一些人身居高位。
在邓小平的著名南巡讲话发表后不久，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率领代表团，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访问，他在访问之后写了一本关于这个华人为主的奇特城市国家的小书。它成为当时中国如何看待新加坡的经典之作。
1995年，邓小平的老密友、担任中宣部部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率领一个高级别的部长级代表团在新加坡考察超过一个星期。
作为新闻及艺术部长，我负责接待他们。他们早午晚都在工作，没有时间去购物或观光，对新加坡公共传播的方方面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包括书店、电影院、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互联网。他们拜访了李光耀、吴作栋等人，也就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向我提问。我解释回答说，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套管制互联网的方法，而在新加坡，我们只是基于原则，通过互联网供应商象征性的屏蔽了100个网站（主要是色情和散播仇恨网站）。
几个月后，我才明白丁关根来访的目的，以及他如此认真看待此行的原因。那是为了在中国发布其互联网政策之前，做一回最后的检验。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如果中国当时没有开辟一个平行的网络世界，而是恐惧和阻止新传媒的发展；就不会有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华为、字节跳动和其他连美国都深具戒心的资讯科技公司，而今天的中国也会很不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做法，尽管不无风险。在中国国内，肯定存在着关于外部影响和操纵，而失去控制权的激烈争论。中国对蕞尔小国新加坡的研究增强了它的一些信心。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时刻，新加坡做出了小小的贡献。几个月后，我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时，我意外地收到丁关根请函，他邀请我去中南海参加私人晚宴。这是他感谢新加坡的方式。
新加坡在广阔的层面上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但不料天安门事件几乎破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1989年6月的镇压行动中，新加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悲痛之余，也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当时，我刚刚加入内阁，看到资深部长在午餐后提早离开，与李光耀开会，讨论新加坡应如何作出回应。
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我们觉察到邓小平坚定推动中国重回正轨的决心，新加坡因此支持中国早日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我对中国在曼谷参加的第一次会议记忆犹新。在一次非正式午餐会上，中国的李岚清、台湾的萧万长、香港的周德熙和我，我们各自从自助餐桌上取好食物后，不假思索地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觉得自己像是亲戚在参加家庭午餐。
如果美国总统老布什不起带头作用，中国不可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在这过程，各方必须仔细地就台湾和香港如何加入的条款达致共识）。1992年1月，老布什在新加坡与李光耀会晤时，请李光耀向几天后访问新加坡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转达他希望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愿望。在与杨尚昆的会谈中，李光耀还鼓励中国尽快加入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我很荣幸能在这两次会议上为李光耀做记录。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新加坡也感受到那份喜悦。我和李光耀在香港见证了这一令世界各地许多华人深感激动的历史时刻。新加坡的英文报章《海峡时报》还以《中国结束155年的耻辱》为标题。
不幸的是，亚洲金融危机随之降临。当亚洲经济体纷纷倒下时，中国启动了经济刺激计划，并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
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于亚细安。2000年11月，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与亚细安建立自由贸易区时，亚细安领导人不知如何回应，因为中国日益被视为经济竞争对手。
新加坡带头争取亚细安对朱镕基作出积极回应，同时积极为其他九个成员国向中国争取“提早收获”的承诺。我们从中国的友好姿态中，看到了维护地区稳定的历史性机遇，并抓住了这个机遇。
2002年在金边签署框架协议时，朱镕基说了两句话：第一，如果自由贸易协定10年后对亚细安造成贸易逆差，就应该重新谈判；第二，中国绝不谋求在亚细安占据排他性地位。
新加坡在外交能力范围内，争取让中国早日加入世贸组织，并最终于2001年11月在多哈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面临了十分艰难的谈判，因为美国、欧盟和日本协调一致，提出了各项要求。当时面对压力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要求新加坡不要加重他们的负担。我们考虑到自己的需要已为主要大国的要求所涵盖，我们当即同意。
几年后，新加坡与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共同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我鼓励中国也加入。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对此表示反对，他解释说，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不能再做出更多让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确实是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苛刻。
2008年，新加坡和中国签署了一个优于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的自贸协定。大约在2011年，中国表示不会反对我们与台湾谈判的自贸协定，虽然反对其他国家也这样做。2013年，新加坡和台湾签署了一项协议，台湾方面谨慎地将之命名为“新加坡与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个别关税领域经济伙伴协定”（Agreement between Singapore and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on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ASTEP）。这是非同寻常的，这说明了中国对新加坡的深切信任，它相信新加坡和台湾的关系有助两岸最终的统一，而不会造成一种障碍。
基于这种信任，新加坡才能为习近平与马英九史无前例的平等会面提供场所。这种平等还延伸到平分在香格里拉酒店晚餐费用。当晚，习近平带来了贵州茅台，马英九则带来了金门高粱，两者都是烈酒。
新加坡之所以能胜任如此独特的角色，是因为它的“华人性”。2007年2月，就在杨洁篪担任外交部长之前（我们事先不知道他即将晋升），他在外交部的卓越访客计划（Distinguished Visitors' Programme）下受邀到新加坡，我负责接待他。杨洁篪在晚宴上谈到了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由心而发的感情”。我深受感动。这是我感同身受却无法表达的情感。新加坡的华人性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但这也意味着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始终是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在国内的问题上，还是在外交政策上。
新加坡的华人性
新加坡的华人性是我们与马来西亚分家的一个关键原因。我们是本着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独立自主的国家的信念，建立了新加坡。在这样的体制里，种族、语言和宗教带来的挑战是永远都无法完全克服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念誓约的原因。
人们不时就文化、教育、移民和其他相关问题展开热烈的辩论。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要做到平衡。绝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随着中国对新加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立场。有一位外国大使问我，为什么新加坡既要有中国文化中心，又要有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我回答说，为了避免混淆，绝对有必要将两者分开来看。我想他是在试探我。
新加坡永远不能让亚细安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成是东南亚的中国。李光耀秉持的原则是，只有在我们的邻国与中国建交后，新加坡才会这样做。
多年来，新加坡和其他非共产主义亚细安国家一起与中国合作，对抗越南向柬埔寨的扩张。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寻求加入亚细安，并邀请李光耀担任顾问。
然而，人们对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心存疑虑，这种疑虑历经多年才消散。2002年的有一天，当我向越南总理潘文凯汇报双边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他分享了他的期许，我由此开展工作。
然而，在人们眼中，我们是以华族文化为本，我们不可能抹杀这样的印象。这不关乎印象的打造，而是我们应该接受的、与生俱来的事实。当方济各于2013年3月成为教宗时，他成立了一个由八名天主教徒组成的委员会，为改革梵蒂冈的行政和财政制度提供建议。
起初两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受邀加入委员会。这个任命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我在我的教区并不活跃。后来我才知道，教宗要求委员会须有一名华人天主教徒（其他都是欧洲天主教徒），而我就是那名华人。有人通知负责组建委员会的红衣主教，说我已经离开政府，可以邀请我加入。
然而，将新加坡的华人性与我们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多元种族国家的身份区分开来，是至关重要的。
2013年，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问题，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中国告上常设仲裁法院，诉诸强制仲裁。由于中国在加入海洋法公约时（像许多大国一样），选择了不接受强制仲裁程序，因此拒绝参与。仲裁庭（由于中国拒绝选择仲裁员，因此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柳井俊二，代中国指定了一名仲裁员）裁定，中国不能将自己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并继续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再次代表中国立案。不出所料，仲裁庭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
如果菲律宾在将中国诉诸强制仲裁之前，寻求亚细安的支持，我怀疑我们会同意。但菲律宾并不需要亚细安的许可，完全有独立行动的主权。
新加坡之所以陷入某种困境，是因为多年前新加坡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所以当仲裁庭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时，新加坡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有义务去捍卫其司法程序。
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政治和经济福祉上，非常依赖多边机构。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曾因此有几年受到影响，但后来已修复。当时，许多中国大陆人对新加坡华人没有站在它们那边感到不满。
华人性只是形成新加坡的一个方面。在我们身上也有一种“印度性”（Indianness）。
2010年，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P Chidambaram）邀请我和妻子，到他位于切蒂纳德（Chettinad）的家乡度假。作为老朋友，他想让我了解一下他的遮地人（Chettiar）传统。
在一次关于新加坡在印度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谈话中，他不经意地提到，许多印度人认为新加坡是印度的一部分。他说这番话时，情真意切，我也对他的情怀深表赞赏。这样的话放在今天很容易被误解。尽管如此，新加坡与印度的关系对我们的长期福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们对马来西亚的观感构成了新加坡的另一面。2016年，我的新书发布会在吉隆坡举行，我在演讲时形容新马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借以形容两地人民亲密的联系。作为我的老朋友和同事，丹斯里莱士雅丁和丹斯里拉菲达的出席让我倍感荣幸，他们在听到这番话时都笑了起来。要在人群之中区分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往往是很困难的。这种亲密关系自然使双边关系复杂化，我们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