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1日，马来西亚《中国报》刊登一篇题为《张国祥：政治人物应反思为何华裔不懂马来文？》的新闻报道。张国祥是马来西亚民族研究所教授，他较早在接受媒体《MalaysiaGazette》访问时说，早在2010年，有关当局曾对1万3925人展开调查，发现其中609人完全无法以马来语沟通。
他指出：马来文作为马来西亚的国语已经有五六十年之久，为什么还会有华人无法掌握马来文？他把个中原由归咎于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方针，和一些华人不愿意主动学习马来语。
无独有偶的是，三天后的9月24日，媒体刊载了题为《鼓励华族学生学讲基本马来语》的社论。社论指出，马来语是本区域的主要语言，华族若能够说流利的马来语，是为自己添加优势。新加坡华族与马来西亚华族一个最大不同点，在于基本马来语的听讲能力的明显落差；本地华族学生加强马来语会话能力的好处不言而喻。
早报的这篇社论，让我想起所曾经走过的一小段马来语学习之旅。1974年和1975年，当我在大智中学念中一和中二的时候，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修读基本马来语科目。由于缺乏讲马来语的环境、动力和学习窍门，我在第一年的成绩很差，考核成绩先后倒数第二和第三等级；不过，来到第二年的学习，我快马加鞭迎头赶上，结果考核时先后拿到第二和第一等级的成绩。
遗憾的是，从中三开始，教育部就不再规定马来语是必修科目。虽然我的马来语学习之旅只有短短两年，但上课时与马来文老师谈笑风生的情景，却永远历历在目，无法忘却。
由于不具备马来语的听讲读写能力，在孤身前往马来西亚公干时，我总会因不能辨识路牌而感到非常紧张，有一点类似“耳不聪目不明”的“吃哑巴亏”，最后更视北上马来半岛为畏途。1995年2月，当我出席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亚细安诗歌工作坊时，这种感觉尤其浓烈；不懂得马来语，就无法与东南亚三个马来语语系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印尼人和文莱人交谈。
以马来语作为国语的新加坡，早期有一套完整的马来语教学体系。前述我的马来文老师，就是由一名华文老师兼任，可见他通晓华语和马来语。从1958年开始，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设置两年制的马来文选修课程，1968年起更开设马来文系，培养了不少精通马来文和马来文学的人才。
由于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学者一直在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论文书写工作。1967年和1968年，林徐典教授主编的学术刊物《新社学报》创刊号和第二期，就先后发表了新加坡大学历史系方宝成的英文论文《马来语中的华语假借字》和新加坡大学巫文系谭尚志的英文论文《马来民间故事的创作典型》。
上述早报社论希望：“学生学习另一种族的语言，不只是为了在巴刹跟异族摊贩打招呼、做买卖，而是为了提高他们对异族文化习俗的了解。”没错，学以致用，“提高对异族文化习俗的了解”，这才是学习的动机与关键所在。在新加坡从事华马文学翻译工作数十年的陈妙华（笔名丁娜），年轻时就是因为在一场马来语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促使她从此走上硕果累累的华马文化交流路。
1959年，陈妙华中译的亚末·穆拉的马来文小说《刀尖下的生命》出版。此书是亚末·穆拉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好友耶益·宾·亚末而写的，曾在1946年参加马来亚新闻局主办的小说比赛并获得首奖。此书也是陈妙华所翻译的第一本马来文学著作，紧接着，她编译的马来民间故事《竹棍子》和《辜邦岸》在1962年问世。
陈妙华研究现代马来文学，她从1980年10月开始在《星洲日报·世纪风》介绍一系列的新加坡马来作家，虽然这些传记文字是以“马来作家简介”冠名，但陈妙华在下笔时毫不马虎，对这些文艺战线上的作者生平、作品思想和现状报道得极为详尽。她打破语言的隔膜，进而在种族间的文化交流上扮演着一个触媒的角色。
1995年，陈妙华中译的马来短篇小说选集《河上风云》出版；后来，她把一些新加坡华文小说翻译成马来文，在1999年出版《新华短篇小说集》。华马文学互译早已成为她的终身志业，目前年逾八旬的她，仍然甘之如饴地在进行着这个文化工程。
另一名献身于华马文学互译工作数十载的新加坡学者作家是廖建裕教授。2015年，年逾七旬的他协助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主编马来文与华文双语诗集《新加坡：我的城市我的家园》。他在书的《前言》中惋惜地说：“我还记得在50年代末以及60年代初，我还在南洋大学念书时，就曾经出版过一些双语的华马书籍，通过这种双语书籍将马来文及其文学与文化介绍给华族读者，也通过翻译作品，将华族文学与文化介绍给马来读者，很可惜，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双语书籍很少见。”
廖教授是一名具有影响力的印尼华人问题专家，他因为长期协助人们了解印尼华人社会生活、经济、文化以及政治领域，在这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而在2018年获印尼政府颁发含金量不低的印尼文化奖。
除了陈妙华和廖建裕之外，新加坡尚有不少为华马文化交流事业而无私奉献的人士，包括几乎尽毕生精力于编撰华马词典的杨贵谊博士；早在1976年已经在中文电台主讲《马来文学现况》的文学节目的已故学者廖裕芳博士；以及林焕文和吴诸庆。后两人是南洋大学刚开办时，与杨贵谊一起义务教导南大同学马来文的南大学生；林焕文比杨贵谊和陈妙华伉俪更早开始编纂马来文华文词典；2000年，陈妙华与吴诸庆联手翻译的新加坡马来短篇小说集《一杯酒 一碗牛奶》出版；同一年，吴诸庆把《新华短篇小说12篇》翻译成马来文《12 CerpenXinhua》。
他们或互译马来文学和华文文学作品，或教授与编写马来文学史，或编写马来文与中文对照词典，或定期撰文分析本区域马来语种国家的社会状况，或兼而有之，孜孜不倦的实干风范令人肃然起敬。然而，要承担如此卷帙浩繁的文化工程，空有奉献精神和理想是不够的，更需要他们在求学时代就打下的根基扎实的马来文学养。
《一杯酒 一碗牛奶》的封底文字如此写道：“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的国家，华族人士对中国、欧美和日本文化相当了解，因为有关的介绍和文学作品翻译得相当多，而且可以通过英文去阅读，但对身边的马来族文化和文字，因语文障碍，就了解得比较少，这未免是一个遗憾。”
学习动机是学习并掌握一种语言的动力。犹记得1947年，没有受过教育的先父南来新加坡，那是一个民间用语大杂烩的时代，刚在狮岛落脚的他做一个路边小摊贩，迫于生活与生存所需，即使是居住在华人群聚的北京街，也晓得以简单的马来语与马来友族交谈。过往学习马来语是出于生活与生存的迫切感，而目前则是为了文化交流。同时精通华马双语的人士大多数已经垂垂老矣，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华马人才，来一起延续新加坡华马文学互译的优良传统。
教育部自2005年以来在学校开办的马来语会话课，让华族学生在小学、中学和初院成功习得兄弟族的母语。其实，要掌握好一种语文，单单停留在听讲的会话层面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我更希望教育部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马来语文的教学，不只让新加坡的华马文学互译事业后继有人，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也让作为新加坡国语的马来语，不再流于形式和门面的一首国歌，不再限于制服团体如学生军和军中的步操口令用语，而能够顺理成章地担负起民间与区域的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工作，弥补遗憾。
其实，要掌握好一种语文，单单停留在听讲的会话层面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我更希望教育部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马来语文的教学，不只让新加坡的华马文学互译事业后继有人，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也让作为新加坡国语的马来语，不再流于形式和门面的一首国歌，不再限于制服团体如学生军和军中的步操口令用语，而能够顺理成章地担负起民间与区域的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工作，弥补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