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所以可耻，原因有很多，从滥用白宫作为竞选道具（这违反《哈奇法》（Hatch Act）和长期规范），以及众发言者厚着脸皮说谎，到特朗普家族成员的集体亮相。在大老党（Grand Old Party，简称GOP）被转变为特朗普集团附属机构的俗气场面中，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共和党没有拿出任何政纲。显而易见，共和党的唯一目的是“全力支持总统的美国优先议程”。
从一个层面来说，避免提出政纲可以视为将共和党与特朗普本人切割的明智策略。万一特朗普在11月的竞选中落败，大老党党团成员可以甩手不管，声称只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领导人输掉了选举；该党长期奉行的原则依然健全。
但是，更合理的解释是，美国两极分化和超级党派之争的有毒结合，已达到一个更严重的程度。由于已被彻底掏空，美国至少有一个主要政党已无法履行其基本的民主职能。
这个职能要求政党不仅要为选民提供选择，还要确定如何开展政治斗争。通过更多地吸引某些群体，政党表明它们的立场；同时，通过重点关注某些政治断层线，政党由此组成相应的政治联盟，如果政党把重点放在其他同样突出的问题上，联盟的面貌看起来可能会截然不同。
民主的意义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共识，而是管理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承诺。但是，当政党和政客公开妖魔化或否认其他权力竞争者的合法性时，民主就会崩溃。长期以来，这种策略一直为右翼民粹主义者所用，他们发动文化战争，试图将所有政治冲突归结为归属问题。因此，特朗普非但不认真回应其竞争对手的观点，反而简单地将所有批评者抹黑为“非美国人”。
正如政治学家哈克（Jacob S. Hacker）和皮尔逊（Paul Pierson）所表明的，大老党发动文化战争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经济政策议程极不受欢迎。在为富人减税，以及在应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彻底失败后，特朗普及其政党须要转移潜在选民对物质问题的关注。
哈克和皮尔逊指出，这种“财阀民粹主义”是大老党完全无力提出全新政策构想的结果。共和党人只是在减税和盲目放松管制方面加倍努力，而事实证明，他们无法为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案（也就是“奥巴马医改”）提出任何有连贯性的替代方案，每每涉及这一问题，他们总是以即将提出“某种非常棒的法案”来搪塞。
就像大老党将其形象外包给极右翼电视网络和网站的文化斗士一样，它也将脑力工作交给了智库；而后者绝大多数更看重为捐助者提供服务，而非制定广受欢迎和有效的政策建议。
当然，这些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在整个西方，传统政党一直受到新贵的挑战，而这些新晋势力往往拒绝进行严肃的内部辩论，更不用说支持民主决策了。在荷兰，极右翼民粹主义者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政党只有两名正式成员：即维尔德斯本人和一家他是唯一成员的基金会。
同样，在英国，脱欧党号称拥有超过11万个“付费支持者”，但实际上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有四名职员，只有一名“有重大控制权的注册人”，即无所不在的英国脱欧派人士、在系列问题上持极化观点的企业家法拉奇（Nigel Farage）。
可以肯定的是，政党并非辩论社团，但它们应该提出新想法和政策计划，一个人唱独角戏或一个家族企业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尽管政党须要代表其党员所认同的某些原则，但确定这些原则总是会引发争议，而且政党也不会自动坚持这些原则。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说过，“平民百姓想要的不是关于根本问题的大辩论；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点医疗服务、地上的一块地毯，以及墙上的一幅画”。然而，就像约翰逊所属的民主党付出巨大代价才领悟到的，即使是这“一点点的医疗服务”也可能引发原则性冲突。
解决这类争议问题的最好方式，不仅需要党派对手的参与，而且还必须实现内部辩论的公开和多元化。当以这种方式解决争端时，失败的一方更有可能接受失败，并对党保持忠诚。相比之下，大老党为特朗普上演的那种大规模吹捧，只会将一些党员赶走。
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党的特点是，它有能力吸引长期坚守党派承诺的人。看似矛盾的是，容许党员提出批评而不视党员为叛徒的政党，最终能收获更高的忠诚度。
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把党内参与式民主理想化。不过，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宪法，规定内部党派多元化是有原因的。通过让人们习惯于民主辩论，并迫使他们考虑对方的观点可能有合理之处，这种模式体现了在两极分化时代所失去的精神。
内部专制的政党更有可能据此执政。正常运作的政党制度尽管必要，却不足以实现民主。虽然国家不能要求政党进行激烈的内部辩论，但法律可以且应该为内部多元主义和问责制制定更强有力的指导原则。有限责任公司和家族企业虽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制定公共政策不是它们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