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流行病放大了人性善恶，也激化了新冷战的格局。
大封锁中，音乐家站上阳台、走入网络，为身边的人为世界演出，让艺术慰藉禁闭的心灵，点起烛光，照亮黑暗。
也有人为了冠病起源何方，争个你死我活。争论中有人把自己装扮成专家，当然也有粗糙得就只懂得诅咒对方染病之人，到处点燃烽火，以战为乐。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订立已无悬念，香港沦为中美两大阵营恶斗的最前线。在中美解决各自内部经济及权力斗争危机之前，香港的前景黯淡，被动员起来的对立与伤害，恐怕也难以弭平。
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发达，让碎屑化的善念涓滴成河，比如滞美的癌症患者刘美玉在新闻曝光后，数日内众筹37万元，得以回国接受治疗。传播媒体的效率也让恨意野火狂烧，网络霸凌让日本女摔角手木村花断送年轻生命，同时也让线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实体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袭击与互相伤害。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提醒我们，要谨慎面对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可怕的简化手段”。他如此形容：“意识形态让人们省去单独去面对个人问题的烦恼，他们只要按下意识形态贩卖机的按钮，现成的公式便会掉下来。当这些信念充满了启示录式的色彩，思想就会变成武器，带来可怕的后果。”
思维的简单化，让二元对立的逻辑有机可趁，世界只剩下敌我：我是至善的，敌人无比丑陋；我是正确无误的，敌人满嘴谎言。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可说，树立敌人是人类的天性，他者的存在帮助确立自我。在他著名的演讲《树敌》中，列举了历史上各种丑化敌人的论调，犹太人（希特勒的例子太明显，这里就摘音乐家瓦格纳的想法，他形容犹太人是天生五音不全的民族）、黑人（1798年《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黑人”词条时，形容他们懒惰、不忠、记仇、卑鄙、放荡……）、德意志人（某个叫永贝里的作家写了一本《德意志种族的巨大排便量》）、女人（薄伽丘形容女人是有缺陷的）、麻风病人（1321年法国麻风病人被集体烧死，罪名是他们企图在河流下毒）……
这些在我们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说法，曾经都有大批信徒，甚至理所当然。可以想见，我们现在对某群体、某族裔的想象，以及被这些想象所牵引而来的悲剧，或许在许多年后，就会成为历史的苦涩笑话。
如果树敌是人的天性，难以避免，那我们又该如何走出困局？
艾可认为：“道德的作用并不在于粉饰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而在于试图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然而，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此理解敌人，只有诗人、圣人或叛徒才能做到。”
艾可的结论，戏谑而悲观。
在刚过去的新加坡书展线上讲座，中国作家阎连科对自由空间限缩的格局，悲观得做出如此决定：我要写一部很长的小说，直到死亡前夕，这样就可以远离世俗烦扰，也不必在乎出不出版、审查不审查的问题；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则透露他现在都用纸笔写作，担心某天审查之手能控制电脑，干涉私领域的书写。
听完，我压抑得无以复加。
如果没有办法成为圣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努力成为诗人，或者叛徒——比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如果还是不行，至少可以有一点对事物的怀疑之心？或者像阎连科自己说的：做不了吹哨人，至少做个听得见哨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