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改变了个人、社会、国家与世界的原貌。身处乱世，人们心怀恐惧、愤怒、疑问，也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接受本报访问，剖析时局，也分享乱局中个人如何自处。
冠病疫情肆虐全球，病毒不仅威胁人类生命，更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巨变。因为生命与生活受挫，每一个国家与地区的人民都陷入不同程度的恐慌与失措，须要了解的不仅是如何预防、治疗冠病，还包括疫情对政治、经济与社会造成的冲击乃至动荡。
国际关系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首先在中国武汉暴发，使得中国成为西方世界指摘的对象，加剧了这个自改革开放以来国运不断上升的东方国度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冲突，也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裂痕。
中国与西方世界展开了针对国家治理、全球化、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跨文化辩论。这个辩论更因为互联网媒体的普及，而让各地网民都得以直接参与。这中间既有理智清醒的声音，也不乏仇恨言论与甩锅行为。乱腾腾混战中，人们想要知道个人与国家当下的处境、面对的挑战，以及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周雁冰（周）：
冠病疫情肆虐加剧了全球对中国和华人的仇视情绪和偏见，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则高涨。您怎么看这两种情绪接下来的发酵，包括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感，以及中国看世界与西方的眼光。这对我国——一个华族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赓武教授（王）：
我想大多数人会同意，中国领导人最终快速控制了冠病疫情，成功阻断了疫情在中国国内的传染散播；但是世界也知道，这个体制在汇报疫情的严重性方面，反应缓慢，警示被延误，导致宝贵的时间被浪费。
东亚人民亲睹欧美先进国家在应付疫情方面的表现不好，相当意外。美国的形势更是混乱，让人难以想象。事态还在发展，我们不知道美国还会如何将疫情政治化，把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国，而这个做法又会产生多大的反华情绪。中国国内民众的愤怒有时候会让北京当局反应过度；这样的反应或许会让部分中国人沾沾自喜，但是过度反应对中国在建立友好国际关系方面的努力是无益的。
我们可以相信，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西方已经失去方向，而美国也不配再继续领导这个世界。但就算如此，不表示其他国家认可中国具备取代美国主导地位的能力。中国人表现得越是民族主义高涨，他们的国家对世界来说，也就越没有吸引力。
在新加坡，尤其是在英语圈子，华人肯定会被全球仇视华人的情绪所困扰；新加坡政治领袖也会更留心邻国的反应。新加坡华人可以表达对仇视华人情绪的不满，但也要避免反应过度。
周：一般认为，2000多年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国家治理机制，是一个拥有贤能统治者、运作良好的中央集权制。这和西方理想中，一个个人享有言论自由的自由民主国家大为不同。中国这100多年来，受到西方思想的大量渗透，也变成一个市场主导的经济体，您认为中国的这个理想机制改变了吗？疫情会如何影响中国人这方面的思考？
王：至少有两代中国人学会去欣赏现代西方世界给人类提供的宝贵思想，以及西方体制所带来的好处。不过，经历了20世纪长时间的动荡以后，中国人也觉得，源自西方欧洲的民主，对中国国家的发展未必那么重要。
大部分中国人似乎都认可把社会秩序与稳定摆在个人自由与政治参与之上的国家政策。他们相信，这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因此很厌恶被批评说他们在政治上不开放甚至落后。国外某些资深政论者认为，问题出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体制，而不是中国人民身上。这也导致中国共产党加大对人民的监控。
至于那些对国内许多事情无法苟同，却又深感无能为力的中国人，他们或选择置身事外，或找机会移民海外。但是，我想这个疫情不会动摇中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最终将会复苏、中国政治体系也将持续下去的信心。
周：西方对自己崇信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体系向来深感骄傲。许多人认为这是赋予西欧与美国创造与创新能力的原因。但是在疫情蔓延以后，同样的价值与体系却显示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有些人认为，疫情将导致西方思潮的某种改变，甚至是西方主导世界的衰败。您怎么看？
王：我同意西方在面对自己文明的险境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创意，但是中国在过去100年面对西方挑战时，也极具创意。不过，他们尝试创造的，与西方追寻的现代“普世主义”思潮发展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他们正从自己的历史里面去寻找灵感。
如果中国成功找到一条通向繁荣与独特的道路，给世界另一种选择，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就会把中国看作是对其主导地位的一种直接而根本的挑战。那些感觉被威胁的人，将竭尽所能阻遏中国。我想这是很多中国人对美国领导人的看法，相信美国人正准备这么做。
而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包括允许资本主义肆虐，主宰全球化的进程。这引来美国国内不少人的消极反应，选择背离自由主义的理想，使得美国的盟友国陷入混乱，也使得西方的霸权地位受到质疑。但是就算西方进入相对衰退的时期，也不表示中国会从中受益。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中国所提供的另类思潮和远景是否具公信力，对那些对西方所象征的一切抱有怀疑的人来说，是否更具吸引力。
而这段期间，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脱钩状态，或者变成一个多极的世界，没有领袖也没有共同价值观。这将严重动摇过去几十年来，协助亚洲多个经济体茁壮成长的全球化经济。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接下来的几十年，国家领袖将须致力于如何阻止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变得贫困。
周：尽管中国成功阻断了冠状病毒在国内的传播，国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却陷入了关于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言论自由的辩论。有些人认为中国包括官方、媒体、社会已经深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泥沼，却缺乏属于一个国家的话语和关于本国的陈述。在一个个人还欠缺话语权的社会，中国要怎么梳理树立国家的话语权？
王：这个问题包含了太多深刻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可能的。首先，中国的知识分子过去曾经有机会改变并创造出不同于其古老传统的新的可能，许多人彻底地转向西方寻求答案。但是中国政治的本质，无论是在皇帝、军阀、民族主义者或者是共产主义者的统治下，都植根于中国历史，以至于没有任何个人或知识分子群体能够提出一种可让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的新视野。
最后，多数人似乎也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与政权的合法性与事实，也看到了它的能力，为一个复兴中的中国带来秩序与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仍然享有各种各样的小自由，但总是缺乏那种容许有组织的团体去挑战政权的自由。
但是，一旦领导人对政权的稳固性感到不安，社会言论自由的空间将大大减少，这将是对国家创造力的一大障碍。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不少中国人都曾为坚持原则挺身而出，但这些人后来的遭遇，尤其是在近几年，却导致其他人却步。
疫情对中国仍然构成威胁，因此政体并没有感到稳固安全。不幸的是，美国试图将疫情散播全球的全部责任归咎于中国。这只是正在进行的贸易战的一部分，而贸易战极可能会在未来好几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中国人现在将它视为一种长期威胁，这将无助于那些有意为个体寻求更多自由，以建立个人话语权的人。
世界将更分裂？
周：您认为这个世界将会更加分裂，还是会找到相互理解，一种思想纷呈的共存？
王：我们应该感恩，一些国家总会存在那些坚持且支持相互理解、达成共同理想的领袖。但是目前的局势指向了两个大国为了国家利益的激烈冲突，其后果将是一个更分裂的世界。尤其，中国将南中国海当作是核心利益，美国也下了决心，要阻止中国挑战自己在印度—太平洋的主导地位，这里面几乎没有妥协的空间。
疫情发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使得中美两国互相支援以及协作，而是被政治化，这显示没有一方会为了全球和平与复苏而让步半寸。所幸的是，两国领袖正竭尽所能，阻止双方的矛盾升级，变成真正具摧毁性的武力战争。
全球经济复苏有赖所有发达经济体支持
周：许多人预测因为冠病疫情的影响，世界将进入1930年代以来，经济史上的最黑暗时期。中国经济也不能幸免，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全球复苏取决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在疫情中存活、不受到太大破坏。有人提议，中国和东亚应该在领导世界经济走向复苏方面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您对此有何看法？什么是全球经济复苏的要素？
王：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以一己之力确保全球经济的复苏。如果所有东亚地区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展开有效协作，或许能够有所作为。但是，没有美国和欧洲的参与，任何协作都不会有太大的成果，更何况目前他们计划各走各路。任何情况下，缺乏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只会是局部且脆弱的。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会持续多久。根据目前的预测，在找到有效的疫苗之前，第二甚至第三波的疫情和死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疫情再持续一两年，那么就算是G20国家团结一致，或许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让全球经济真正复苏。
新加坡未来靠美或靠中都不是好事 自下而上全球化 人类精神新希望
周：新加坡在这整个形势里头的位置如何？应付疫后时代，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的未来是美国还是中国？
王：首先，有些疫情引发的问题是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特有的，需要的应对措施也是针对性的。这方面，新加坡政府的反应相当快，也成功动用各种资源来解决问题。新加坡也正在吸取教训，所实施的新纠正措施也被证明是有效的。
在区域和全球课题上，小国在左右局势发展方面，力量有限。但是，小国可以灵活处事，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迅速调整。
新加坡聚集了各类优秀人才，也拥有累积了几十年的充裕财政储备，因此在遇到艰难情况的时候，也会有比他国更多的调适空间。教训或许是，即使情况看来不错，也要未雨绸缪，因为小国从来都不会真正安全。
至于中美，如果新加坡的未来必须靠向其中一个国家，那将不是一件好事。最糟的情况是，根本没有选择，只好赌一把，猜测哪一方将在冷战或热战中胜出。这样的结果是，新加坡将成为某个强国的属地或者附属国，从此只能言听计从。因此对新加坡利益而言，最重要的是倾全力，在邻国支持下建立一个强有力、团结一致的协作框架。
如果亚细安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中美，或许都会发现，它们将能够利用这个框架来保护各自在这个地区的利益。
周：对目前身处疫情，面对时代变化的个人，您有什么建议？
王：对于50岁以下的人来说，如果居家让他们有了更多时间，我建议他们以充满进取心和创新精神的心态，好好学习各种新技能。他们也应该为孩子做准备，以迎接未来工作形式的挑战。未来的工作将不断更新、不断被创造，也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化。
对年纪更大的人来说，大多数人也都能悉心选择一两项新技能，或至少在自己过去的工作经验基础上，为年轻一代提供建议。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保持身心健康，不要成为孩子或孙子的包袱，削弱下一代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工作环境时的反应能力。
周：您今年10月生日就90岁了。您曾经历战乱、政治变动，也看过国家兴衰，在漫长的时间和历史长河中，您认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王：我以为，所有经历过的那些战争、政治变化，包括国家兴衰，似乎都在一个不急不缓、可以估算的速度上进行着。当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无论当时有多么艰难，多么可怕，个人、家庭和社群，似乎都有应对的能力。目前的疫情须要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政府，体现更多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迅速的执行力。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将这个过程形容为一个率领人民与看不见的敌人展开的“战争”。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多数人都能积极应对。整体而言，与过去的经历相比较，大多数人对领导者的信任度加强了。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虽然疫情对一些地区民众的影响比其他地区来得严重，我却看到了从未看过的，由民间发起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 from below）。和过去相比，更多人对其他人的命运有了认知，我们看到无数的例子，很多人跨国籍、跨国界、远距离地去关心他人。这反映了现代科学的进步，尤其在通讯科技方面。那么多人正利用新科技去创造各种新的联系方式，让我觉得非常振奋，也让我对人类精神的未来有了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