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变中的世界也急需新思路、新理念和新制度，这给了中国一个历史机遇，成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领导力量。真正崛起的大国须要全面领先世界，但眼下的中共却回归到已被世界抛弃的老模式，坐失新自由主义危机所带来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近些年的向红色正统回归，在国际上为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不少麻烦，使自己在诸多方面陷于被动。这是中国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从文革那个封闭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对国内政治怎样影响国际关系几乎没有概念，简单地认为是别人吃饱了没事干来找茬。
疫情过后的世界将迎来一个新格局，中国的国际环境有可能会变得凶险。“红色中国”这个靶子重新出现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封锁和打压将是全面、不择手段的；疫情中生命、财产和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的许多国家，也会有意无意地将怨气指向中国。
但国际形势也蕴含着潜在的转机。首先，中国取得的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不是污名化中国能够掩盖的；诋毁中国反而会促成持续高涨的爱国情绪，以及对政府的高支持率。其次，“百年巨变”乱世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对新自由主义也是巨大挑战，西方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这次中国应对疫情的一些办法已为许多国家所效仿，国际社会也会逐步认识到中国体制的长处。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尽管西方许多人仍会大喊葡萄太酸，继续玩“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把戏。最后，这个激变年代，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外延和内涵，也会不断修改和发展，逐渐溶入非西方的元素。
但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还拿不出有足够吸引力的替代制度、理念和价值观来，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同中共的左摆有很大关系，使中国被认定是异类，也使中国的崛起被看作威胁。这种情形很难长期支持一个上升的国运，也限制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空间。所以，处理好同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是中共亟待解决的课题，也是将转机从潜在变成现实的一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将国内的事情办好，这也是当前中国努力的方向。但左倾给国内的事情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收权和回归正统大大压缩了各地、各部门的自主空间，地方政府的创业精神几乎荡然不存，和邓小平时代的生动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私企仍受种种观念、制度和政策的限制，投资意愿不旺；资本外逃的动因也一直没有从根子上解决，经济下行可能长期化。
此外，政治挂帅又回来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花费到政治学习上；形式主义（包括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回潮；人治依然制约法治，并阻碍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集权的条件下，制度建设近些年来表面上进展很大，实际上却在退步，比如取消任期制和集体领导，淡化干部选拔的民主程序，更加注重听话、忠诚和政治正确等，这些都为政局注入了不稳定因素。
中共左摆是暂时的，还是长期、根本性的转向？这须要分析它的根源。
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中保留下来的基本政治框架和执政党体制，是向旧正统回归的制度基础。列宁主义的一党统治需要一个正统意识形态来维持组织的健全。这个意识形态除了马克思主义外，别无它选。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显示出了足够的弹性和适应力，但也导致了诸多重大弊病，并已发展到非治理不可，不治理就会亡党亡国的地步。
左摆的直接原因是对胡锦涛时代的纠错，针对的是大面积的腐败和政治、经济领域业已形成的寡头垄断，是不恰当分权所造成的“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态，是党组织涣散，党员和干部退化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左摆是手段，虽然有点矫枉过正，但基本上达到了目的，方式方法过于依赖旧路数、老办法，缺乏创新，而且带有鲜明的代际特点。
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政策选项，都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比如不计成本地扶贫脱贫，强调“不忘初心”，在新疆去极端化中采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还有尽管社会和利益已多元化，仍然企图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等，都带有文革那个特定年代的印记。对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驾轻就熟，毛时代的精神和理想主义已融入他们的血液。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在旧工具箱里也有现成的办法，如整治腐败、党纪涣散、官僚主义、山头主义、两极分化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政治挂帅、思想改造等，这些更是毛的拿手好戏。加上基本党政体制仍在，回归比较容易，也回到了这一代人的舒适区，因而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这终归是个代际现象。“一切听从党召唤，打起背包就出发”“召之即来，挥之则去”，这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是崇高的，但指望现在的小青年也拥抱这种精神，就有点不接地气了。中国政治的代差问题在体制上表现为：越是往上层，年龄越大，权力也越大，就越不用听别人的，也越想趁大权在握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这种理想往往是过往时代的产物，也就是说，政策和路线往往出自老一代的理想，而非新时代的现实。这是个结构性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左摆对社会的影响是肤浅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
而且在这个体制下，权力终究会交到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手里。这些人一般来说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者；他们既没有那么大的怀旧的情怀，也没有那么多老套路可回归。换言之，即便左摆犯的是颠覆性错误，也未必能够颠覆中国，反而能为将来可能的过度右摆提前缓冲。
总之，以毛泽东的政治来挂帅邓小平的经济是不可持久的，很容易把经济拉回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实践表明，当代领导层不大可能开创出一个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模式，因为当今世界离他们成长成熟的年代太遥远了；比起年轻的一代，他们对现实的感受终归隔了一层。但他们吃过苦，经受过长期考验，深知民间疾苦，富于理想主义，比他们的下一代，即在改革开放逐利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更有能力治理腐败，弘扬正气。
通过这些年的反腐，他们已使中国回归公平正义的轨道，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国历史的劣根性——邓小平时代小打小闹的官倒，江泽民时代官商勾结的巧取豪夺，胡锦涛时代的寡头垄断，以及几千年朝廷官场腐败的常态。
因此，留下一个有效的反腐制度和清廉的执政党，为今后中国的长期发展打下至关重要的道德基础，这恐怕是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为没有这个道德基础，中国是不可能真正崛起的。如能取得最后胜利，这个贡献是可以永垂青史的。
真正的创新必然落在下一代或几代领导人肩上。这些新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较少历史包袱，有足够的知识、能力和国际视野来创造出合国情又合世界潮流，并能为世界广泛接受的新观念、新制度、新模式。对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不再在“老路”和“邪路”之间打转，而要走出一条合乎国情和世界潮流的新路。
百年巨变中的世界也急需新思路、新理念和新制度，这给了中国一个历史机遇，成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领导力量。真正崛起的大国须要全面领先世界，但眼下的中共却回归到已被世界抛弃的老模式，坐失新自由主义危机所带来的机会。
好在西方模式也江河日下，中国仍有时间迎头赶上。只要适时把握好时机和方向，勇于和善于创新开拓，中国的国运就会持续上升，不会倒转。但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保证新老接替正常进行，永远保持后浪推前浪的态势。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