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厢，要政府道歉的声浪掀起，官委议员王丽婷等人质问：政府会不会向身陷水深火热中的客工道歉，特别是这些客工目前与世隔绝，都是为了维护新加坡人的安全？
那边厢，政府坦承跟许多人一样，渴望了解冠病病毒究竟怎么开始在客工群体之间传开来，特别是涉及首个客工感染群的五人，住在五个不同地方，当中只有两人住在客工宿舍。
客工确诊病例居高不下，许多人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政府没有及时意识到客工聚居的宿舍是病毒传播的温床，也就没有及时改善，安排客工迁往其他设施。
政府想必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在要求他们道歉之前，我们也应当回溯43所大型宿舍出现的背景。
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多数建筑客工，多住在租来的组屋或私人住宅单位。随着中国、印度、孟加拉和缅甸等非传统来源国客工增加，其他行业也陆续迎来更多外籍员工，越来越多与国人生活习惯大不同的客工住进组屋区，引发种种问题。
1994年3月，针对议员建议把客工宿舍建在远离组屋区的地方，时任国家发展部代部长林勋强宣布，政府会为适合建客工住宿的地点招标。这些工业区地点与组屋区有距离，但不至于太远，以方便客工使用咖啡店和商铺等设备。
1996年10月，首个客工宿舍项目落成；2004年，让客工住在宿舍或者是获政府批准的房屋，成了雇主申请工作准证的一个条件。
但邻避客工的声音仍时有所闻。2008年，实龙岗花园千多户人家上书，反对把附近的旧校舍转为客工宿舍只是一例。担心老幼安危还有房地产贬值的邻避心理，把客工逼出住宅区。2013年的小印度骚乱后，政府决定在大型宿舍内提供娱乐节目和小型店铺等，减少客工到小印度和黄金坊等地方聚集。
要不是冠病，除了公民组织，大家仍把客工当“隐形人”，没什么人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甚至对这群每天在建筑工地撒汗水、半夜修马路、星期天还在清垃圾的外来者怀有歧视心理。大家难道不欠百万余名客工一句对不起？
很多人也会说，目前追究责任没什么意思，应聚焦的是如何稳住疫情。诚如人力部长杨莉明在国会所说的，居住在不同宿舍的客工，在同一个工地工作，在休息日到同一个地方购物，交叉感染病毒的概率，与同个屋檐下的家人、同属一个宗教团体，甚至是同在一个地点办公的人无异。
关键就在于，复工后要如何确保不同住宿的客工，不会在同一个地点工作，如何确保安全距离，如何适时给予客工所需的医疗照料还有人文关怀？
悦榕集团执行主席何光平本月初撰文建议，要让客工和本地人社群有交集，一个做法是让一小部分的客工有机会持续提高技能，长远（例如10年后）提升至能够在组屋区租下单位供家人一起住，甚至是让一些人最终成为永久居民和公民。
他认为，客工要在这里生活、工作乃至养活一家，所需的技能不应以他们的财富或技术含量来衡量，而是他们是否能帮忙填补社会的缺口，与我们共同打造多元、和谐与可持续的社会。但坦白说，有多少新加坡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本地不乏客工成功融入社会的例子，我多年前采访过孟加拉籍安全培训人员成为我国永久居民的例子。但这类励志故事在我国一再收紧外劳政策后，如今恐怕更少了。
这场冠病疫情，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和处理好外劳政策与管理的问题。如果在经历这样的事件后，我们的邻避心理依旧，把客工当隐形人的作风依然故我，那我们确实应当好好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