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抗击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同时，两种关于如何治理世界的相互对立说法，也在进行一场拉锯战。尽管抗击疫情的任务更加紧迫，但哪种治理方法占据上风，将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第一种说法非常简单：一场全球卫生危机，已经进一步证明多边主义的必要性，和暴露了单干民族主义或孤立主义的谬误。第二种说法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全球化和开放边界，造成了人类面对病毒和其他威胁时的脆弱性，而目前控制供应链和救生设备的争夺，则要求各国首先照顾好自己。支持第一阵营的人认为，疫情证明了各国必须团结起来战胜共同的威胁；赞成第二阵营的人则认为，这证明了各国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安全。
乍看上去，冠状病毒似乎更能佐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国际方法的观点。鉴于冠状病毒不局限于国界，因此有理由认为，相关对策也不应受到国界的限制。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完全合理。如果冠状病毒在任何地方持续存在，无论采取何种防御措施，它仍将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试剂盒以及研制完成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分发的范围越广，就会越快战胜疫情。科学知识分享得越多，有关药物的研制也就越快。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在旅行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方面的事务协调得越多，也就能越顺畅地结束这场危机。
疫情似乎也要求为解决致命冲突付出更大的集体努力，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协助当地弱势民众的一种手段而已。由于疫情所带来的额外社会经济压力，持续不断的国内或国际冲突，可能进一步削弱政府的权威，甚至导致已经接近临界点的国家崩溃。除显而易见的人员伤亡外，这还会为冠状病毒的不受限制扩散制造更多新的、不断扩大的地区；更大规模移民潮将涌向受管制较少的边界；而且为暴力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利用混乱、生根发芽和扩张的机会。
最后，人们有明确的经济理由进行国际合作。通过帮助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所有国家都可以减轻因为迫在眉睫的全球经济危机而遭受的打击。
然而，此次疫情也增强了对立观点的吸引力。危机往往会加剧和加速既有趋势，而严重危机更是如此。冠病大流行正值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对全球主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抵制日益加剧之时，而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则助长了这一抵制。
批评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经济体系，导致多数人受损、少数人受益，他们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同样，联合国似乎越来越像一个老古董，支持一场很久以前的战争的胜利者，反映早已过时的权力关系，并拒绝给予全球南方国家足够的发言权，其中有许多国家在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时，都还没有实现独立。同时，尤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经济不满已经在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巴西、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威权主义。
冠病危机很可能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动力。对未来的一种展望是，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迫切的国内需求，将导致国际团结看起来像是一种难以负担的奢侈。随着国家经济的收缩，资源将会萎缩，而政府将竭尽全力满足本国人口。政治领导人会发现，越来越难以证明出资为外国提供发展援助、支持国际卫生和救济组织、援助难民和推广外交计划是合理之举。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将转化为针对国际体系的更大愤怒和失望情绪。
此外，美国任何仅存的全球领导力都将会备受打击，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对冠病疫情的处理不当、美国给人的感觉是它无法照顾好自己（更别说其他人），以及它给人留下在紧急关头退缩的印象。中国则在危机最严重时期，通过全球镜头展现其慷慨大方，并因此深受鼓舞，而可能会加紧填补全球领导力的真空。但中国也可能被自己对疫情的拙劣处理，以及经济严重萎缩的国内政治影响所拖累。
无论是哪个国家（如果真有）最终胜出，很难相信这场疫情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绝望情绪，不会种下暴发更强烈本土主义和仇外情绪的祸根。许多国家已出现拿外国人和少数族裔当替罪羊的情况。
一个更优越、更强大的国际秩序，是否会在某个时候出现？也许吧。即使是在二战胜利前，同盟国就开始策划一种战后秩序，以防止再次爆发另一场全球大战。这一秩序存在重大的弱点。尽管它制造了全球治理的错觉，但在本质上，它的效用永远不会超出国际秩序核心的竞赛大国所允许的限度。虽然该秩序取得了许多成功，但人们也能列举出许多重大的失败。
然而，源于1940年代的体系显然比它之前的更好。在2020年，人们只能开始想象须要作出何种努力，才能创造出更可持续的新秩序，以解决人们对平等问题的日益关注，同时让更多国家拥有发言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迎来一个混乱突然取代现有秩序的新世界。即使这种混乱被证明是暂时的，它也会给战后时代带来充满悲伤、破坏性和危险的结局。
冠病暴露了以一个有缺陷的国际体系，来应对全球危机的代价。唯一更糟糕的结果是，在应对下一次危机时根本没有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