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为两场而不是一场大流行感到焦虑。首先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它令我们焦虑因为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受感染，然后很快病重甚至死亡。其次是为前者造成的经济后果而普遍焦虑。
这两种大流行虽相互关联，但所呈现的现象不同。在第二种大流行中，引发恐惧的故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以至于我们会不断地想起它们。股市一落千丈，显然是因为人们看了太多除非我们有所行动，否则冠病会耗尽我们的毕生积蓄的故事。但是，与应对冠病不同，我们焦虑的根源是我们不确定该采取什么行动。
两种大流行同时暴发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一个可以为另一个推波助澜。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和收入减少，加剧了人们的财务焦虑，而这又可能阻止迫切需要工作的人们，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来应对疾病的传播。
此外，当这两个传染病真的变成全球大流行时，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当只有一个国家的需求下降时，国外只会受到局部的影响，而对该国出口的需求则不会减少很多。但这一次，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经济衰退的威胁，这个天然的“安全阀”将无法起作用。
许多人似乎认为，财务焦虑只不过是冠病危机直接导致的“副产品”，是对这场疾病大流行的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反应。但焦虑本就完全不合乎逻辑。通过对股价下跌和冠病不断演变的恐慌反应，而蔓延开来的普遍性财务焦虑，自有它的生命力。
财务焦虑对股市的影响，或许可以用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及其同事所称的“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现象来解释。即当人们因为悲剧事件而情绪低落时，即使在没有理由害怕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出于恐惧而做出反应。
在威廉·戈茨曼（William Goetzmann）和达索尔·金（Dasol Kim）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发现附近发生的地震，会影响人们对出现类似1929年或1987年股市崩盘的可能性的判断。如果在过去的30天，距受访者30英里（48公里）内发生了大地震，受访者对股市崩盘可能性的预估要比平日高得多。这正是“情感启发法”在发挥作用。
相比一场最近发生的地震，预计股市会因为一场流行病而下跌可能更加合理，但或许不会出现最近所看到的那种规模的崩盘。如果人们普遍认为，有一种治疗方法可以在几个月内，将紧张的冠病疫情控制下来，或甚至说这场疫情会在一到两年后结束，这对长期投资者而言，股市风险就不算太大。人们可以购买、持有股票，并等待股市动荡的结束。
然而，财务焦虑的传染与疾病的传染是不同的。财务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注意到其他人缺乏信心，而这反映在股价下跌，以及其他人对下跌现象的情绪反应上。当人们看到股价下跌，并试图找出原因，开始放大解释股价下跌的故事时，股市就会出现负泡沫。然后，股价在随后的几天里不断下跌。
看到股价持续下跌，会让那些没有卖出股票的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悔意，同时还会让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在价格最低的时候抛出。这种后悔和恐惧，使人们对这两种大流行的叙事更感兴趣。市场的走向取决于叙事的性质和演变。
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举个例子：1918年9月至10月，新闻媒体首次开始报道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当时美国股市并没有崩盘。相反，从1918年9月到1919年7月，美国股市的月度价格呈上升趋势。而这场流感最终夺去了67.5万名美国人的生命（全世界则超过5000万人死亡）。
为什么股市没有崩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最后一场主要战役，即1918年7月至8月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结束后已接近尾声，这一事件掩盖了关于流感的报道，尤其是在当年11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当时，战争新闻可能比流感新闻更具“传染性”。
另一个原因是那时流行病学才刚刚起步。疫病的暴发比较难以预测，公众也不完全相信专家的建议，以至于人们对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持“草率”态度。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危机是银行危机，而美国当时并没有银行危机，众人都赞许1913年建立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消除了这种风险。
然而，金融危机的叙事在1918年的流感疫情期间被淡化，最重要原因或许是，一个世纪前拥有股票的人要少得多，并且对退休储蓄问题的关心也不比今日，部分是因为那时人们活得不长；即使他们活得长久，也更多地依赖家人。
当然，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人们在各地杂货店的恐慌式抢购，这与时常出现战时物资短缺情况的1918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衰退刚刚过去，我们当然很清楚资产价格有可能会大幅下跌。这一次，美国关注的不是悲惨的世界大战，而是其自身的政治两极分化，联邦政府处理冠病危机失当，已产生了很多不满的言论。
要在这样的时期预测股市是很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预估冠病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以及普遍性财务焦虑对人们的实际和心理的影响。两者虽有别，但又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