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新政府因2019冠状病毒疫情肆虐，而颁布的行动限制令已踏入第三周。在这项几乎可谓锁国或封城的禁令实施期间，除了少部分如消防、警察以及最为重要的医院等公共服务继续运作外，私人界方面只有如售卖必需品的超市、巴刹、便利店、油站等，还有与医疗有关的服务，尚获准开门营业；餐厅则只允许送外卖或顾客上门打包。其他公共与私企的办公室虽然没有强制性暂停营业，但无论公共或私企，从老板到员工大多选择居家办公。民众即便外出，也只准许一车坐一人，外出范围距离住家不得超出10公里；晚上更是有实质上的宵禁。一时之间，马国各地平时熙熙攘攘的社会经济己平静下来。
在如此的非常时期，无论对于（在限制令实施前两周）刚上台的国家联盟新政府，抑或是刚下台的反对阵营希望联盟，都构成重大的政治挑战。这段期间本应是新政府向国民逐步宣导其施政理念的时候，未料却突然演变成考验其紧急治国能力的危机。
当然，国盟之前是因为政治形势突变，而得以把握住不可多得的政治时机，翩然上台执政，所以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来准备精确的政治纲领或至少宣言。因此，新任首相慕尤丁在宣布其内阁阵容后，竟嘱咐各部门自行拟定各自所要推行的政策，看来并未具有一个整体的治国理念。
马国新政府里虽然也有不少在马哈迪与纳吉政府服务过的政治“老手”，但一时受委进入这个仓促凑成的政府，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碰上冠病疫情急速恶化，所以在公开场合有时也反应不过来，以至出现各种各样错误或笑话。即使是纵横政坛近半个世纪的慕尤丁，也许是一时不察，竟在宣布行动限制令后（但在限制令生效前）的周末，与一众商界大老一起挥杆打高尔夫球。虽然原则上并没有违反自己宣布的限制令，但在有识之士心里，未免还是产生言行不一的负面印象。
之前联邦政府为协调与各州政府一起抗疫的工作会议，竟然没有邀请由反对党阵营执政的州政府参加，也颇为人非议。当然，这项失误极有可能是负责筹备会议的公务员，过度从政治角度揣摩新政府的用心，而自以为是地作出安排。须知，马国在不足两年内两度撤换执政联盟，原则上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在极短时间内适应新旧“老板”的作风，有时难免会做出他们自认最政治正确的安排。
马国一些新或旧部长的公开活动或谈话，在这限制令期间也让人啼笑皆非。例如直到不久前还是执业医生的卫生部长，在这段期间理应职责极其繁重，却上电视台受访，现场表演“喝温水以降低冠病病毒感染”的防疫办法。虽然他自己未必觉得这个尚有争议的办法有什么不妥，甚至觉得是在进行公共卫生宣导，但展现出来的是让人觉得滑稽的负面形象。
另外，妇女事务部在新任部长领导下，发出一份在限制令期间的妇女行为指南，其中竟有劝喻妇女在与配偶沟通时，应仿效著名日本卡通人物小叮当的声调的怪诞建议，一时间也成为广泛传颂的“怪闻”。许多颇有创意者仿效小叮当声调，制作视频上载社交媒体，为禁足期间的马国民众提供笑料。
几天后，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可能也是为了宣导公共卫生，穿上全套医疗防护装备，包得好像太空人般在某住宅区进行消毒工作，立时引起非议。一方面认为她“浪费”了一套前线医疗人员极为短缺的防护装备；另一方面如此大费周章“作秀”，也浪费了陪同公务员可用来抗疫的时间精力等公共资源。
这些负面的公众反应，慕尤丁当然也听在耳里，所以在公开演讲中大方承认，其政府也许并非人民所投选出来的，但还是希望大家在这非常时期与政府紧密合作。马国有关抗疫的各项最新措施宣布，也转由具备专业与公务员资格、形象相对正面的卫生总监，以及形象相对稳重的国防部长来做。
马国疫情持续高企与行动限制令的实施，对其宏观及微观经济产生重大打击。为此，慕尤丁政府先是推出一项主要裨益收入最低40％民众的援助配套，除了减免一些税项与暂缓一些缴费外，也发放现金补贴。然而，马国的中小企业主皆认为，他们从这项配套所得到的援助，尤其是员工薪金补助，可谓杯水车薪。须知，中小企业提供了马国三分之二的就业机会，也占了马国整体经济的近四成。
近年来，即使没有冠病疫情，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对于马国这种开放型经济体的打击本来就很大；疫情之下，尤其是限制令期间，中小企业难以开门做生意，收入几乎为零，每月又必须继续给员工“出粮”，许多企业主实在难以把生意维持下去。这些企业若倒闭，则失业浪潮就更为不堪设想了。因此，慕尤丁近日宣布，追加给予中小企业员工的薪金补助，力求雇主与员工可以互相谅解，携手渡过难关。
至于马国政治反对派希盟，在这疫情高涨期间，也不好高亢地对新政府的各项措施大唱反调，以免弄巧反拙，让民众认为他们没有共赴国难。希盟实权领袖安华甚至宣布，若政府召开国会，希盟不会马上提出不信任动议。唯这项政治休兵，在疫情好转后势必难以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