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个月里，中国已经克服了国内疫情，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以胜利者姿态出现，还避免了国内政治危机或类似“切尔诺贝利事件”。反之，西方国家却在疫情扩散时表现得毫无章法。疫情失控迫使多个发达经济体不得不进入“封城模式”，将经济活动暂停。
澳大利亚时事评论员格兰特（Stan Grant）上月底在一篇评论中，以忧虑的语气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如果事实证明威权政体比自由的民主政体能更好地应对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危机，怎么办？”
格兰特的“抗疫之问”如果再延后一个月，到此时才提出，他寻求的答案是否更为清晰，而他会不会也因而更忧虑？
此一时彼一时。就在这一个月里，中国已经克服了国内疫情，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也避免了一些西方舆论曾经预言的国内政治危机或类似“切尔诺贝利事件”。
反之，西方国家却在疫情扩散时表现得毫无章法。疫情失控迫使多个发达经济体也不得不进入“封城模式”，将经济活动暂停；美国成了全球累计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本周四达到惊人的300万。
冠病成了中西方制度有效性的直面对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本周在“北大光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就形容，冠病疫情犹如一场大范围的“标尺竞争”，面对同样的疫情场景，各国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成效，正在众目睽睽下受到检视。
他说：“一切都把制度拉到同一个起跑线……这样一种大考中，各国比拼不是价值观，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考验政府和社会治理体系。”
集权制度
展现强大资源调动能力
中国制度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具有快速决策、高效动员的优势，不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决策前须要反复讨论以达成精英和社会的共识。
这意味着，当国家碰到类似冠病疫情这类全国几乎进入战时状态的危机时，能在极短时间内调动体系内所有资源，根据战略目标进行分配。
回顾1月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开始主控抗疫后的历程，中国的这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官方在很短时间里，在疫情主战场武汉建成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接着布置大量方舱医院。
当局一方面把武汉“封城”，将疫情尽可能封锁在湖北范围内，另一方面倾全国之力援助湖北，集权体制在此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这在强调民主协商、立法授权、舆论监督的西方民主制度下，难以实现。
此外，中国高层一声令下后，整个国家机器被发动起来，其动员能力也让很多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过去两个月，中国抗疫也是一场涉及全国的群众运动，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让各地的网格化管理行之有效，14亿人在中央的指挥棒下统一行动。
两种制度都暴露弊端
周黎安说：“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动员、联防联控，而且深入到每个社区、每个单位、每个个人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使得中国能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早隔离……中国在这方面显然把制度优势发挥到极致。”
毫无疑问，中国的这种做法，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民主体制下，会被认为是对人权和隐私的侵犯。即使西方最近也被迫“封城”，中西方制度的差异，也让同样的政策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禁足令显然无法阻止人们继续出门采购、遛狗、到公园跑步。意大利总理孔特告诉当地媒体：“意大利人习惯于伟大的个人主义，及崇尚根深蒂固的公民自由，对这些权利意大利人不会让步。”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丁一凡，本周在CCG的线上讨论会上分析，意大利疫情大暴发和最初完全没有采取控制措施有关。
“除了对疫情的严重性和传染性考虑不够，很大一个问题是意大利认为以自由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方法和生活方法，神圣不可改变。”
不过，集权制度在此次疫情中同样暴露出弊端。虽然中国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降低病毒蔓延速度，但中国体制下透明度欠缺、舆论受到管制，恰恰是导致疫情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的原因。
因此，也有评论讽刺，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让小事拖成“大事”才办。
此外，集权制度高度依赖下命令的决策者能做出正确决定，一旦高度集权的领导人犯下错误，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也是其脆弱性。
中国抗疫模式价值观
难获西方认同
无论如何，如今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中国早期所采取的抗疫方法，是不是证明中国制度在这场比拼中胜了一个回合？而这一役，有没有让西方国家重新思考与肯定中国抗疫模式背后的价值观？
前一个答案有可能肯定的，后一个答案则不然。
正如中西方在经济和贸易上的融合，无法填补两者在价值观上的鸿沟一样，格兰特在上个月的评论已经道破：“中国让我们的腰包鼓起来，但它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
丁一凡甚至担忧，疫情增强中国民众的制度自信，但也让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展现的能力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产生担忧，进一步加深中西方矛盾。
中国近期不断出现要西方国家“抄作业”的舆论，民众认为中国出色的抗疫表现应该得到国际社会交口称赞，中国制度正迎来高光时刻。
中国舆论也借抗疫成果，为中国制度的优势造势。官媒《人民日报》本周发表评论说：“冠病疫情以一种特殊方式，让人们直观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的强大能力。”
然而，西方舆论并未停止批评中国制度，认为中国贻误时机、导致疫情殃及全球的指责甚至还在加剧。《华尔街日报》本周的一篇评论指出，“中国或其威权政府的风格，都不会帮助美国克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和保护民众免受病毒感染”。
这些立场的反差，显示出不论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是相关社会与人民思想深处难以撼动的基石。其他国家不会因为学习了中国的“封城模式”，而能够接受中国的意识形态。
然而，不同的制度能长期存在且克服挑战，必有其合理原因。无论是集权制度的中国，还是民主制度的西方，能否去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透过疫情检视自身制度的不足，承认的对方做法也有其合理性，学会谦卑，才是这场全球性疫情应该引起的最大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