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正常逻辑告诉我们，取消或延后举办东京奥运会是最安全的选择，但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本周明确表态：不会取消。因为延期或取消将涉及庞大的赞助金、转播权费用和保险索偿，加上距离开幕式还有几个月，因此主办方坚持要办，实则是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主观判断。
同样，在疫情笼罩之际，早点或晚点举行大选，必定也得经过一番权衡，然后作出较不坏的决定。李显龙总理上个星期说得很清楚，我国必须在两个选择之间做决定——坐待疫情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趋稳，或是提前举行大选。
总理说提前大选是为了让国人委托新一届政府，处理当前任务，但从选民的角度也可更直白地诠释为，快点把大选这头“房间里的大象”解决掉，好让政府心无旁骛打防疫战。
上述两个选项中，第一个较为被动。总理还进一步说，如果必须在疫情结束前举行选举，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总理点到为止，但明眼人不难看出，选举已然离我们不远。
反对党也很快捕捉到这个信号。新加坡民主党、新加坡前进党、革新党、国人为先党、人民之声，以及新加坡人民党都在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报告出炉当天发表文告，指政府不应该在疫情期间举行大选，并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政府和选民又何尝没料到反对党会抓着这点群起攻之。那么，反对党大喊不要在疫情期间选举究竟为何？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纯粹出于一种政治姿态，往执政党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而实际上无关选举时机对反对党利益的影响。抑或是，反对党想在大选前尽可能争取更多时间，所以采取这样的“缓兵之计”。
不过反对党不希望在疫情期间选举，也有理可循。非常时期举行选举，执政党通常能从中得益。除了因为选民不想出现太多不确定因素，执政党如果在危急时刻展现出稳健的领导力，也能在选民的心目中加分。
另一个原因，是疫情当前，群众大会很有可能无法举行，或须有更多的防范措施。群众大会一般也是反对党吸引群众注意力，为选情造势的场所。如果取消或必须做足防范措施，从受关注程度和须投入的额外资源上也会对反对党较不利。
但反对党的“罐头谴责”除了凸显他们提出批评时能如此不假思索、信手拈来，尚缺实质内涵，选民更无法建立对个别政党的深刻印象。
也有个别反对党提出了较高明的处理方式。工人党在声明中先是阐明无意参与揣测，然后呼吁政府在此事上应更为谨慎，“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符合新加坡、我国民主制度和公共健康的最大利益”。最后，工人党还强调过去四年已为大选做好准备，一旦举行大选也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开展公平和安全的竞选活动”。看似什么都说了，但留下了玩味空间，也借机塑造了作为建设性政党的形象。
无论朝野，政党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必定是机会主义的组织。执政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选举时机，反对党也会强打对自己有利的论述，而选民未尝不知道这点。
疫情中举行大选乍看有利执政党，但其实也有一定风险。因此没有绝对的利与弊，只有懂不懂得化危机为转机的识时务者。一些反对党以炮轰执政党“机会主义”“不负责任”作为选战策略，但也有反对党选择避其锋芒，稳扎稳打。只不过时间所剩无多，如果已经可以预见自己的策略无法引起共鸣，还是早早改变策略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