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起源于湖北武汉的冠状病毒疾病的疫情持续发展，中国抗击疫情的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冠病疫情出现在中国，不见得源头在中国。但是，由于中国冠病病毒现已知可追溯的源头来自于湖北武汉；更何况，这些天来，即便中国湖北以外的地区，新发病数已连续呈下降趋势，武汉的疫情仍然不轻。
由于该病起始之初，错过了最佳的防控时机，也由于正值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来临，导致大量应当留在疫区的人员流向四面八方。目前，除了湖北以外的地区，呈现出疑似和确证病人下降趋势外，湖北省内，尤其是武汉市的上述两类人员依然每日新增。
在疫情初步稳定的时期，对这次疫情的反思和追责，已经在民间展开，即便中国官方并没有处理已经免掉的湖北和武汉的官员，但对比当初的任命，再回看中国对地方“封疆大吏”的选拔任用机制和学习督导机制，就会发现一些值得玩味的事情。
自1980年1月以后，邓小平在多次场合提出对中国干部队伍建设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且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被写进中共《党章》以后，中国的干部队伍建设就开始朝着这四方面的要求遴选人才。加之对中国海外，尤其是对台湾统战工作的加强，与民主党派和统战工作相关的人才建设，也就大规模开展起来了。
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先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政官员被免掉，后来在其他地方如上海等，又换上按现行抗疫需要而任命的主管有关领域的地方官员。这样的人事安排，既是中共一向主导“党管干部”的诉求，也契合了习近平提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求。
正因为前述“四化”的提出，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专业人员充当行政官员的现象，如中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列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的“四副两高（国家副主席、政府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人员中，就有三位是医生出身：
第一位是当年负责给周恩来治病的保健医生吴阶平，后来进入政界，继领衔九三学社后，1993年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第二位是中共建国前，力主国共和谈的北平市原市长何思源的女儿何鲁丽，继1996年就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后来又在1998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3年连任；
第三位是韩启德，也是主政九三学社后于2003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人大常委会中有两位医生出身的专业人员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加之往届人大常委会的吴阶平，这也是中国政坛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他们是当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罢，或者就是顺势而为也好，中国政坛上多了三位官员，但是，中国医学界少了三名专家。我们可以假设一下，2003年，也就是沙斯暴发之年，何鲁丽还在北京市当主管医务方面的副市长，是不是可以凭借她的判断水平和当时的地位，有效的阻止病魔的蔓延呢？
还有，如果吴阶平继续主政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当沙斯发生时，他一定也会利用其在政、研、医三界所具有的影响力力挽狂澜。再如，如果那次沙斯疫情发生后，作为心血管专家的韩启德依然在北京大学工作（也是2003年已经荣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不是当年作为沙斯主战场，并且有两位医生都殉职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由于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挽救很多的同事和患者呢？
虽然上述不能假设，但是，这次湖北省和武汉市同时免去一方大员，难道只是对应对不力的回应？没有必要对既往的官员选拔和遴选机制再次反思和重新审视吗？不仅如此，着眼于“讲政治”，从历次中共领导人更迭以后，都会在加强自身“一元化领导”方面，从学习机制上进行要求和考核，如思想、理论、代表等，这只是一代领导人的总要求，须要系统地学习，而几乎每几年一次的专题学习也是三五年就来一次，其成效如何呢？
以方兴未艾的肃贪为例，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和建国后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的行动，从暴露出的个别案例，也反映出此前“洗脑”式的有关“教育”成效值得审视。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王敏，这位中共山东省委前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的副部级高官，喜欢看“红色电影”，每每看到动情之处，都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但是，过后想贪的还是贪——作为一名高级干部，从基层干起，类似的各时期参与的上述思想、理论和代表等教育，以及三五年就有一次的补课式的阶段性学习，如反贪肃廉等“学习”，不是如“头脑风暴式”的屡屡兴起吗？
王敏或许是个个案，但是，管中窥豹，不是对多年来，多次多主题的学习机制有代表性的反讽和质疑吗？心理学有墨菲定理：事情一旦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它总是会发生的。
另外，一个人在担任官员之前，其性格特点已经决定其后续的行为，无论是遗传决定，或者环境决定，就像中国传统伦理读物《三字经》所说的那样：人之初，性本善。还有就是休谟的《人性论》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不论赋有什么样的才具，他如果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才具，而且不形成适用于自己的计划，那种才具对他就完全无用。
由上述看出，中国有些地方官员应对这次疫情的不尽人意的表现，从官员选拔机制和学习机制上，事后都有必须再反思和再审视的地方。
另外，从疫情暴发和目前应对，还有两个事情值得记述：其一是坊间把2017年中国播映的一部连续剧《急诊科医生》又发到网络里。剧中说明从外界带回来的冠状病毒（笔者注：当时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导致两个人发热，急诊科值班医生，当机立断做出两个决定，一是从急诊室开始就地隔离大批在现场的人员；二是通过手机报告疾控中心，要求中心值班人员对患者乘坐的（虚拟的）CK995航班人员排查。
这说明专业人士反应之快，应对之力，根本不须要查阅所谓的法规，然后通过行政官员同意后再上报。如果最初发现病情端倪的武汉医院有这样的权限，可能也不会有后来那样，先须要上报有关官员，而不专业的官员又认为尚不具备满足有关法规要求，无须上报而最终导致疫情扩大蔓延的局面。虽说是启示，但从剧中展露的人事，对未来修改有关上报机制，是不是有所启发？
其二，中国目前对复工实行支付宝管理，也就是每人持手机（包括不熟悉手机使用人员），下载支付宝专题链接，自己每天按时打卡，如连续天数达到正常状态，也就是绿；如果漏打，或者就是本人出现症状，不能利用手机报到，几天后转为警示橙色状态，再累积就显示红色状态，必须收治住院了。
对此，我形容是官员可以盯住转动的“轮盘”，遥控局面，不是中国中央政府要求的“下沉式”服务与管理，而且出行地湖北和阻断自湖北到达的地区都要求填报。但吊诡的是，如果是为了让交通部门放行运输审查用，何不在中国交通部门，如机场、铁路等官网上办理？如果交通部门通过审查，可以通行的话，还须要出发地和到达地都用支付宝形式“围追堵截”吗？这是不是又是形式主义和“甩锅“？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在疫情初步稳定的时期，对这次疫情的反思和追责，已经在民间展开，即便中国官方并没有将已经免掉的湖北和武汉的官员进行处理，但对比当初的任命，再回看中国对地方“封疆大吏”的选拔任用机制和学习督导机制，就会发现一些值得玩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