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冠状病毒疾病确诊病例上月中旬开始大量曝光以来，中国湖北武汉市经历了纷扰慌乱的一个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封城行动，加上医学对疫情仍无法解答的各种未知，让病患担忧恐慌，普通民众也承受不断加剧的心理重压。对病毒的恐惧、对政府的愤怒、对病逝者的哀思、被困在家的压抑，叠加的负面情绪让原本已严峻的抗疫工作再添难度。在全民焦虑的非常时期，社会心理尤其脆弱敏感，维持社会情绪的稳定与健康，成了这场抗疫战役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战役。
2月8日元宵节，武汉市民陈芷欣（25岁）的家在这一天破碎。她48岁的母亲在当晚骤逝，让她和父亲陷入自责、害怕、想念和后悔的痛苦深渊中。
“这几天每天除了哭，就是发呆。”陈芷欣通过微信告诉记者。她婉拒了记者电话采访的要求，原因是：“我爸在家，打电话说，他再听一遍，会很难过。”
哭是因为一夕之间失去了至亲，发呆则是因为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引爆的武汉疫情依然严峻，她和父亲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呆在家，连出门给母亲办丧礼的机会都没有。
上月底，陈芷欣的母亲开始出现食欲不振、呼吸不畅、乏力等症状，由于母亲本来就患有精神疾病，曾出现类似症状，所以陈芷欣一直没联想到冠病。直到元宵节当晚，母亲在厕所梳洗时突然呼吸困难倒地，呻吟了几声后陷入休克，陈芷欣和父亲尝试进行人工呼吸，但母亲始终没反应。
“救护车大概40分钟后才到，武汉的肺炎案例实在太多；她走得急，救护车来的时候已经没呼吸了。医护人员没能给我们判断是什么原因，也不能排除是肺炎的可能。”
殡仪馆人员来到家里，陈芷欣眼睁睁看着母亲的遗体被拖出屋子，直接送去火化，“我们不能跟去，必须等武汉解封……连个仪式都没能给我妈办。”
由于她和父亲都为母亲做了人工呼吸，两人过去一周一直活在可能已被传染的恐惧中，不敢随意踏出家门，以防再传染其他人。
如今，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她几乎要窒息。“如果是以前，起码这种时候还有亲戚朋友陪着，现在只有我和爸爸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声音。”
按两周的病毒潜伏期计算，陈芷欣至少要到下周六（22日）才能确定是否患病，“这14天，每一天都是煎熬。”
她更担心的是爸爸：“他在我面前很坚强，但一个人在房间里时，还是哭了。我在桌上摆了母亲的照片，用香薰代替上香，我爸爸看着也哭了。
“我现在看不到希望，武汉就是人间地狱。”
疫情引发恐慌误解猜忌
对陈芷欣和数以万计受疫情影响的武汉家庭而言，过去三周过得几乎不真实。猝然而至的生离死别如海啸般冲击社会情绪，不少失去亲人或自身患病的民众，情绪更是濒临崩溃。
心理学家指出，武汉乃至全中国弥漫的恐惧和焦虑，不仅源于病毒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也因为这场疫情对社会和谐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教授彭泗清告诉记者，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难不同，冠病疫情在空间上可以扩散全球，时间上也难确定何时终止。感染病毒者不仅是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人们因此对患者或疑似患者既同情又害怕。
彭泗清指出，疫情除了唤起同情心，也可能引发误解、猜忌甚至敌意。疫情引发的不良社会情绪和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则可能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带来明显破坏，造成临时性的社会分化。
以湖北多个城市的封城举措为例，彭泗清指出，城外的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有利于遏制病毒传播的措施，但城内的人当时面对的却是更多的恐慌，尤其在封城前还告诉民众疫情可防可控，“突然紧急刹车，冲击是比较大的”。
在全民焦虑的日子里，心理危机干预也成了抗疫工作的重要一环。近日，各地政府机构和民间心理协会与组织陆续设立辅导热线，协助受疫情打击的医护人员、病患和普通民众缓解情绪问题。
医护人员巨压下情绪决堤
29岁的心理咨询师刘一凡是过去两周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中一人。任职于北京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的他担任两条热线的志愿咨询师，搁下平日工作，每天花七小时投入疫情相关辅导工作。
其中一条民间发起的热线“用心抗疫”面向前线医护人员，让刘一凡深深体会到医护人员所处的高压环境。
他受访时说，很多一线医护人员连续多日没休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甚至把头发剃掉，以避免出汗影响卫生；或是穿纸尿裤工作，以免上厕所导致须更换十分稀缺的医疗防护设备。
在高压、紧张的工作日程之上，医护人员还得克服自身对感染病毒的担忧；转身面对病人时，又得以平和、积极方式鼓励他们，种种叠加的工作与情感需求，让医护人员承受巨大压力。
网上近期流传一些医院工作情况的视频，透露出医护人员情绪决堤的瞬间。一段视频中，一名武汉医生据知因大批病人无法获妥善救治，对着电话哭嚎道：“我们不想活？不想回家过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近乎崩溃的神情令人揪心，也加剧了人们对疫情失控的担忧。
刘一凡说，接到求助电话时，他会先用一两分钟快速判断对方的情绪与心理症状；若有自杀倾向，须快速转介给自杀危机干预专家。但更多时候，医护人员来电，最希望得到的是理解与支持，哪怕只是宣泄情绪或学习一些情绪调节的方式。
一名武汉医生来电时说的一句话尤其深深触动了刘一凡。“他打来时说：‘你好，我还活着’，我当下听了内心非常难受……但他也可能是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他还活着，这个病毒没那么可怕，我们要有信心（战胜它）。”
封城考验社会韧性与凝聚力
疫情完全暴发后，湖北省确诊病例快速攀升，病患总数远超医院床位，数以万计的确诊和疑似病患无法快速得到治疗，面对充满未知的等待。
武汉市民陈小姐（25岁）一家三口过去两周先后出现冠病症状，父亲第一个确诊，几经折腾才被医院收治；母亲和她自己则因为被归纳为疑似病例，多日得不到医疗援助。
她本周三（12日）告诉记者，自己和母亲已做了核酸检测，但结果几天都未出炉；即使两人已出现症状，母亲尤其身体虚弱，仍无法安排到任何医院治疗，也没有指定隔离场所可去，只能回家自我隔离。
访问过程中不时咳嗽的她对此深感不安。“我年纪轻，吃药打针隔离就好，但我妈年纪大，应该得到治疗。还有，虽然我们居家隔离，但每天吃的用的还是得出去买，我们这种疑似病患在大街走来走去，就是传染源。”
两天后，记者再联系陈小姐，获悉她母亲终于确诊，住进了收治轻症者的“方舱医院”。她自己的核酸检测则呈阴性，确定没患病，稍微松了一口气。
但她接下来还得铆足精力陪父母与病魔战斗。对她而言，武汉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中。“那些还能到处走动、没被收治的疑似病患，还有多少？源头没斩断，就还会一直有人被感染。”
她也难掩对武汉政府的失望：“说不气是假的。现在这种状态，只希望需要治疗的人得到治疗，不是发一些通知让大家觉得疫情已好转。”
封闭式生活滋生不安
其他没被感染的人群，绝大部分时间则都呆在家中，日复一日的封闭式生活，也让各种不安与焦虑不断加剧。
心理咨询师刘一凡说，拨打心理热线求助的不只医护人员、病患或病患家属，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有学生打来问：“老师，您能告诉我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吗？”还有家长打来说：“孩子这么多天一直呆在家，没上课又没作业做，日子不知道要怎么过？”
在各地本周一（10日）局部复工前，许多民众连续10多天几乎足不出户，大家固然可通过看书追剧刷抖音等方式调剂心情，但有大把时间关注疫情消息，生活仍不免被担忧与焦虑笼罩。
武汉封城就将满一个月，如此漫长又不见尽头的闭关式生活，对社会韧性与凝聚力是一大考验。
刘一凡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们背后都有社会支持的系统，例如心情不好能和同事聊天，或是下班后去喝酒，把负面情绪化解掉。但现在社会行为大量减少，人们更多是躺在床和沙发上，大量空闲时间加深了焦虑感。
心理学专家彭泗清的观察则发现，大多数困在武汉或呆在家中的民众其实愿意顾全大局，明白此时牺牲个人方便是为别人好，也为自己好；值此非常时刻，人们表现出一种命运与共的文化心理。
调查：湖北民众已迎来“情绪拐点”
冠病疫情的拐点何时到来目前仍难预测，但随着人们逐渐习惯并接受疫情下的新生活方式，有调查显示，普通民众面对疫情的“情绪拐点”已经出现。
华中师大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实验室本月8日完成的一项针对5600名湖北民众的调查显示，相较于封城后的第一周，第二周感到“高度恐慌”的武汉民众占比从23%降至10%。
《中国青年报》引述负责调查的实验室主任周宗奎说，上述积极信号意味着普通民众对疫情防控举措和信息公开有了精确感受。但他也强调，这项调查的对象是普通民众，结论也许无法推广至冠病病患与其家属。
须格外关注六个“临时困难群体”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彭泗清看来，当前有六个“临时困难群体”须要格外关注：除了病患与其家属，还有买不到口罩的群体、健康但因所属地域而被标签化的“疫区人”群体，以及家在外地或春节后返回工作地时，因当地防疫措施而无法进城或进入租住小区的群体；更长远来看，还有具失业风险的劳动者群体，以及有企业倒闭风险的中小企业主群体。
彭泗清说，上述六个群体规模不小，若困难不及时解决，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可能带来社会问题。
增进社会互信才能有效应对非常时期
从社会心理角度，在走出疫情阴霾的漫漫长路上，还须重新检讨包括责任机制在内的治理模式，重新建立社会大众的信任。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在一篇文章中就提醒：“信任是社会的润滑剂，是不确定环境下社会秩序的保证，只有增进社会互信，才能有效应对非常时期的困难挑战。”
接下来如何走出阴霾？彭泗清认为，一方面，社会情绪的稳定需要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递、防控疫情取得明显进展、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与及时有效的心理服务；另一方面，个人情绪的稳定，则需要社会支持和个人的心理与认知调适。
“放在历史的长河看，人类其实面对过各种疫情和灾害，规模与范围严重程度或大或小，生活多少受到冲击，但最终人类都会战胜灾害。当人们意识到古往今来有千千万万的人都面对灾害，现在也有千千万万的人与我们一起面对灾害时，人们就不会那么害怕，心态或许能调整得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