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各种对应措施，这些措施尽管级别不同，但可以理解也要尊重。非常遗憾的是，在一些国家的媒体和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些排华、辱华的言论，将疫病与中国人联系起来，这似乎又让人联想起历史上的“黄祸论”。
首先，必须指出这种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必须受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唾弃，与此同时，也要乐观看到“黄祸论”生存空间是可以日益被缩小的。
“黄祸论”到“恐华症”的变异
追踪溯源，“黄祸论”从一开始起源于将华人同病毒、瘟疫、传染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种族主义色彩言论。曾几何时，中国在19世纪、20世纪前期曾被贬称为“东亚病夫”，中国内乱纷争不断的照片，常常和饥荒饿殍瘟疫的图片被展示在一起，中国国家的衰落与中国人的疾病，似乎成为了一种双胞胎式样的符号，在那个时代被世界所记忆。
而这种“黄祸论”被直接投射到海外，那些漂洋过海远渡重洋到海外的早期做苦力的华人，落脚建立各地的唐人街，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早期唐人街和华人社区往往卫生状况不好，一旦发生疾病传播，无论这种疾病是不是首先源于这里，都会被怀疑甚至被直接认定是传染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祸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与疾病瘟疫的中国人（华人）叠加的结果。无论是美国的排华法案，还是其他地方的排华运动，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想法的影子。
百年沧桑之后，中国国家建设已经完全摆脱了原来的濒临解体，一盘散沙，积贫积弱的情况，今天不会再有人对于一个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说，这是一个弱国。然而“黄祸论”似乎并没有消失，而是出现了变异版本。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同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空前强化，早期出国谋生的苦力华人已经被大量商务、留学、旅游的中国客人所取代。
然而，一旦中国出现传染性疾病，“黄祸论”者似乎还是会条件反射地将中国人看成是携带病毒者的“黄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世纪后变异的“黄祸论”，似乎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以及同世界紧密交往扩大，同样甚至会扩散更多的病毒与问题。
“黄祸论”的未来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让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黄祸论”，从根本上来说在道义上越来越无法立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种族主义只能导致冲突、战乱，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虽然此次疫情不少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应对和控制疫情，这与中国国内控制人员流动的措施没有本质区别。
与此相对照的是，排华辱华事件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事情。但我们也要看到世界各国对此态度也很鲜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排华无助于对抗疫情，是愚昧，不合逻辑，很冲动的心态。日本卫生部官员在记者会上说，那些针对中国人的言论损害了中国人的人权。尽管此次应对疫情中有很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是将疫病与中国人联系起来的做法，是种族主义的言行，与现代文明社会相悖，对于这一点需要有信心。
第二，从中国自身来说，也需要彻底改变极少数人的饮食卫生习惯，减少“黄祸论”的土壤空间。传染病“黄祸论”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中国人卫生习惯差。据报道此次病毒源于蝙蝠，而非典（沙斯）据说是果子狸，而这些动物被放在市场上出售供食用，被认为是造成新病毒的重要原因。
一直以来，对于吃什么经常是很敏感的话题，无论是韩国人吃狗肉还是日本人吃鲸鱼肉，都被动物保护团体在国际上嗤之以鼻。然而野生动物作为食物在市场上交易的做法，加上市场本身的卫生问题的曝光，这本身与现代文明相悖，更何况造成了公共卫生问题，这样的饮食卫生习惯必须要禁止。
更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中并没有这些野生动物，但极少数人的行为让全部中国人都被牵连。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的乡村的公共卫生状况，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随着国家的发展，全局性的科学卫生启蒙运动也需要提上日程，例如中国领导人积极倡导的“厕所革命”，本身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重要信号。
此次疫情引发的国际影响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崛起后，无论中国发生什么，都将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疫情结束后世界仍然要同中国合作，而中国的开放的方向也不会改变。一个世纪前的“黄祸论”可以把华人隔离在唐人街，百年后的“恐华症”不可能将世界与中国隔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