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引发的恐慌，起源于中国其中一个超大型城市，也是国内主要交通枢纽之一的武汉，它让许多人想起2003年沙斯（SARS，非典型肺炎）危机高峰时的恐惧和不确定性。
而中国股市在数月上涨后，也在近期出现了逆转，全球市场紧随其后，这显然反映出人们就该疫情对中国经济和全球增长影响的担忧。那么这些担心合理吗？
对此我的基本预测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好转之前，还会继续恶化一段时间，感染和死亡数字可能在2月的第二或第三周达到高峰，但希望中国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都能在4月初宣布疫情已得到控制。
在这种基本设想下，我的最乐观估算是该病毒只会产生有限的负面经济影响。它对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影响可能很小，可能仅减少0.1个百分点。疫情对2020年第一季的影响将十分巨大，也许会在年化基础上将增长率拉低1个百分点，但这将被今年余下时间中高于趋势的增长所抵消，对世界GDP增长的影响则更小了。
上述预测是基于2003年沙斯危机的经历：那年第二季中国GDP增长大幅下跌，但随后被后两个季度的较高增长所弥补。虽然2003年的全年增长率约为10%，但许多投行经济学家都高估了该疫情对增长的负面影响。从2000年到2006年的年度实际GDP增长率数据中也很难发现沙斯的影响。
一些人担心暴发疫情的时机（在为期一周的农历新年假期之初以及在传统学校放假出游季中段）将使许多人远离商店、餐饮和出行集散地，从而加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我认为以下三个重要因素可能会对该影响加以限制：
首先，与当年沙斯暴发相比，中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商务时代，消费者越来越多习惯于在网上购物，因疫情导致的线下销售下跌，也可能被线上购物的增长所抵消。此外因当前事件取消的大部分假期，可能会被以后的旅行所取代，因为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早已预留了假期旅行预算。
许多工厂也早就安排好了农历新年假期期间的停产日程，因此疫情的发生时间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进一步停产的问题。同样，许多政府机关和学校的放假计划都与疫情暴发无关。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延长春节假期，而许多企业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找到弥补时间损失的方法。因此，短期的负面影响很可能集中在餐饮、酒店和航空公司之间。
其次，所有报道都表明武汉冠状病毒的致死性不如沙斯，尽管其初期传播速度可能更快。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从控制消息散播转向控制病毒传播的速度，要比沙斯时期更为迅速。通过积极采取措施将实际和潜在患者与其他人群隔离，使当局得以更快控制住病毒的传染。这反过来增加了本年度余下时间的经济活动，抵消本季度经济产出损失的可能性。
第三，不管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在1月15日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是否意识到了武汉病毒的严重性，这一签约时机也确实是非常幸运的。通过大大增加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口罩和医疗用品的进口，中国可以在应对健康危机的同时，履行其根据协议增加进口的承诺。
而该病毒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则更为有限。在过去的五年中，各主要国家央行都开发了相关模型来评估中国经济放缓对其经济的影响。虽然建立这些模型时并未涵盖当前的健康危机，但确实考虑到了中国与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
根据经验，中国GDP增长下滑对美国和欧洲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按百分比来算最多为5：1。换言之，如果当前的冠状病毒疫情使中国的增长率降低了0.1个百分点，那么美国和欧洲的增长率可能会相应降低0.02个百分点。鉴于与中国的商品贸易和旅游业联系更加紧密，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可能是上述比率的其两倍，但增长下降0.04个百分点，依然还是个极小的数字。
上述计算都假设冠状病毒没有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并造成直接破坏。而鉴于中国境外病例极少，目前看来这种状况不太可能发生。
当然，如果冠状病毒危机的持续时间比基本情境假设的持续时间更长，对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请务必记住中国政策制定者仍具备实施货币和财政扩张的空间，与其他国际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准备金率相对较高，公共部门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仍然可控。通过在必要时利用这一政策空间，中国当局可以把控住当前健康危机的最终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正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引发各界普遍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现在讨论恐慌还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