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按下了贸易战的暂停键，但这只是经济及弹劾风险之下的暂时性休战，并不会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分歧。
让我们先审视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赤字和歧视的指控。2018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赤字达到4200亿美元（美国观点）或2400亿美元（中国观点），但这是基于美元国际结算货币地位、中美产业结构和劳动分工差异、零部件对美再出口等因素；此外，美国对华还有400亿美元服务贸易盈余。
中国不热衷于保持高贸易顺差，汇率浮动及低资金利用效率会带来损失。相反，中国热衷于推进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之下的公平和自由贸易。如WTO前任总干事拉米阐述中国在它长长的承诺列表中已做得非常好：将平均税率降低到9.8%（2010年），对外国资本开放包括通信、汽车和金融领域在内的国内市场（2019年），提升稀土出口配额和设立更多自由贸易区（2019年），政府采购中对外企一视同仁（2019年）。贸易竞争并非中美竞争核心，尽管不论谁担任美国总统，贸易批评都将占据新闻头条。
美国对华的非贸易壁垒指控非常激烈。关于商业合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指控，全球公司主动在华投资，获得超预期受益，中国企业要最大化其中转移技术的价值，这是公平的商业协议，和日本、韩国上世纪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的策略一致。甚至在新法律之下，中国政府不允许强迫外国投资者实施技术转移。
关于政府支持企业科技发展的指控，类似于美国和欧洲航天等安全项目所获得的国家支持，这是国际惯例。关于安全的指控，最直接的案例是美国而非华为或其他中国企业监控德国总理。
此外，没有任何设备（包括华为和思科）是完美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可合作修复潜在的未知漏洞。关于军民两用技术，中国的确如此，但该如何看待波音和通用电气的类似角色呢？
地缘技术竞争的核心战场
中美的地缘技术竞赛大幕已经拉开。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企业主要居于产业链上游，与居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国伙伴合作较稳定。然而，现在即便投资经理所做的决策符合通常商业原则，但决策仍会政治化，尤其受到美国以国家安全或经济爱国主义名义所施加的政府影响。
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层企业提供了包括光纤、5G网络和服务器等在内的产品，它们拥有更长的供应链，并提供高质量就业。中国将展示中央处理器（CPU）、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和快闪存储器（NAND Flash）的授权专利数据，这三类核心部件支持服务器的计算、内存和存储功能。
从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数据中可知，美国企业在全球CPU、DRAM和NAND Flash的授权专利数量上有统治地位。以CPU为例，国际商业机器（1万零760）、英特尔（4785）、亚马逊（2139）、ARM（319）、Marvell（244）以及AMD（261）领先于紫光（542）、曙光（111）、兆芯（62）与飞腾（9），华为（6687）是一个例外。（括号数字为专利数量，下同）
如果只考虑在美国和欧洲授予的专利，美国的领先优势就更为明显，这些专利也往往被认为质量更高。国际商业机器（1万零758，6）、英特尔（3218，448）、亚马逊（2138，45）、ARM（280，17）、Marvell（244，1）以及AMD（257，47）大幅领先于紫光（45，15）、曙光（0，0）、兆芯（34，7）与飞腾（0，0），仍只有华为（1432，1092）在高端专利上保持世界竞争力。紫光则是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潜在巨头，它拥有一条较长价值链，包括了展讯（CPU供应商）、国芯（DRAM供应商）、长江存储（NAND Flash供应商）和新华三（系统集成供应商）等。
一个更开放的市场
中国用其具有吸引力的国内市场扩大防御纵深，在遇到强大对手突然猛烈袭击时，这是一条有效的军事原则。中国市场为上面所提到的美国企业提供了高达17%至40%的年收入，除了亚马逊。放弃中国市场将成为代价昂贵的举动。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企业也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尤其是在通信、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
美国选择了攻击中国薄弱侧翼，即核心部件供应链及其商业网络，既可挟持为与中国政治谈判的筹码，从而使中国付出高昂的政治或经济代价，也可迫使中国从战略产业中部分撤退。此外，更多中国企业将被纳入制裁名单，即便世界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链将因此而碎片化，或承担离开中国所带来的高额迁移成本。
起初，中国有些惊慌，但现在已认清局势。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已迅速执行国内市场开放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甚至可能加入更高水平的全球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中国企业则有三个可能战略：寻求全球并购、全球人才和第三方市场。
全球并购
对中国而言，一个可行之举是对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或初创企业进行识别与投资，部分保障供应链安全。
领先的CPU供应商（包括英特尔、AMD和ARM等）前五大股东占有（包括先锋、贝莱德、道富等）25%至50%的股份，DRAM和NAND Flash领域领先者（包括美光、西部数据、东芝存储等）前五大股东之和也超过35%。此外，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也会联合起来，建立针对中国的经济与技术防线，例如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作为回应，中国可以鼓励风险投资或私人资本，识别和投资具有硬核技术的全球中小企业或初创企业，虽然它们将面临严格的投资审查规定。
全球人才
中国通过开发人力资本，最终将扭转局面，但这需要时间。
从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可知，美国在关乎未来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的关键学科中，排名前10位大学的数量大幅领先中国，例如数学、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等，中国则在通信工程居于领先地位。这意味着中国将培养出更多出色的通信技术工程师，而美国则可能拥有更多芯片设计和制造，以及软件领域的开发者。在传统学科领域（如土木工程、冶金工程、交通工程等），两国的领先研究机构数量则持平。
此外，美国严格控制中国学生和学者签证的行动，也将阻碍中国追赶的步伐。为了吸引全球人才，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可以尝试与更多的非美领先机构建立合作，例如英国、新加坡和瑞士等。
第三方市场
共同开放第三方市场可以拓宽中国与经济合作伙伴的政治信任。
区域整合能通过传统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强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承担经济成本，并建立一支有效的工作队伍，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
中国和美国分别擅长于硬件和软件，他们可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竞标项目，例如在东南亚和巴尔干走廊的智慧城市项目。如果美国拒绝与中国合作，美国的盟友将很快找到补充或替代其角色的方法。
当前，很难预测谁将是未来信息与通信技术竞争的赢家。虽然当前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在光纤通信和无线通信占据优势，但是6G时代（2025年至2030年）格局仍难预料，这是因为美国领先的卫星技术及其对国家力量的运用。
作为回应美国制裁中国的威胁，中国可以学习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它们通过引导国家风险投资的分配、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给予海外留学生归国激励策略等措施，建立了自己的生物医药产业。中国和它们一样，相信关键技术不能借来，而必须自己创造。
中国和美国不是敌人，但是对手。没有一方将在这场漫长竞争中获取绝对优势。一些国家如俄罗斯、新加坡、欧洲或日本的兴衰，取决于是否适应地缘政治发展，以及在下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角色。
对于众多正处于衰退之中的中小国家而言，它们更关心大国对于维持多边体系以及合作应对全球真正挑战的承诺，例如数字治理、气候变化、消除贫困和恐怖主义，而不是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