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唯物”，信奉此史观者认识到的往往只有快钱、强权、急功、近利，这些貌似实际的东西，忽略了历史人物的精神价值，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
年底从国家图书馆借来了许知远新著——梁启超三部曲第一卷《青年变革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悦读完毕，释卷畅怀，期盼着第二卷《流亡岁月》与第三卷《归来》的上架。在此先谈谈我所认识的著者许知远，以及传主梁启超。
因清末维新政变，事败流亡，后来又成为民国政论家、文史学者的广东新会人梁启超（1873年－1929年），与出生于1976年的江苏人许知远，上下百年，似乎穿越时空遥相呼应，两人之间隐隐一脉相承。贯穿其中的关键词，是“媒体”和“言论自由”。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与同道汪康年等在上海出版了政论期刊《时务报》，梁担任主笔，以伦敦《泰晤士报》为楷模，期刊影响巨大，一鸣惊人。《时务报》经历69期，因光绪帝诏要它改为官报，汪康年拒不从命，乃于1898年8月8日停刊。许知远在梁传中追踪了《时务报》从酝酿到创刊之后的光辉岁月，笔端洋溢着倾慕之情。
毕业于北大微电子专业的许知远，则是北京独立人文书店“单向街书店”（后更名为单向空间）创办人之一，并经营博客，主持谈话节目《十三邀》（网上可点阅），兼《东方历史评论》主编。2014年，许知远被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点名，要求各出版社今后不得出版其作品。在2015年新加坡举办的“无界限讲堂”上，许知远和香港作家陶杰畅谈了“另一个中国”的讲题（网上可点阅）。
再看，梁启超的名著，是《欧游心影录》和《饮冰室全集》，文字翱翔于东西方天地，处处留下思想轨迹。而去年11月笔者购于草根书室的许知远《游荡集》，则是“另一种视角看世界”的现代心影录。许知远到日本横滨和美国，寻访孙中山、梁启超的足迹，也找作家哈金到瓦尔登湖散步，并试图挖掘李光耀以外的新加坡……
在《青年变革者》自序中，许知远说他感觉到，在历史书写中，梁启超“至关重要又面目模糊。”依笔者所见，令许君困惑的“历史书写”，相信来自神州大地长期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其“唯物”，信奉此史观者认识到的往往只有快钱、强权、急功、近利，这些貌似实际的东西，忽略了历史人物的精神价值，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
本栏曾引述专家之言，说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这些启蒙者的可贵。他们跋涉了人生中的迂回曲折，思想从激进回归温和保守，给后人留下了睿智成熟的理性典范。然而，由于中国卷入了对革命暴力与极权统治的迷信，这些无权无势的启蒙人物都被列为废料，“被抛弃的选择”。
启蒙人物的另一可贵之处，就是把优良中国传统与现代普世价值作了有机的融合。许知远在2019年11月9日新加坡管理大学“廉凤讲座”上宣讲“梁启超与南洋”，之后便有与会者指出，梁启超对先秦哲学家墨子是深有研究的。笔者粗浅得知，梁启超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比如对汉代相和歌与魏晋清商乐的鉴识，也有精确的见解。
近月来笔者对美国智库学者的中国观察稍稍作了一点涉猎，发现梁启超是热门研究对象，并不寂寞。现年76岁的Charles Horner（暂译查尔斯·汉涅），在2009年乔治亚大学出版的《崛起的中国与它的后现代命运（Rising China & Its Postmodern Fate）》一书中，便把梁启超视为将传统中国引向现代的最重要思想家。
汉涅论梁启超主要分三个方面：其一是探讨戊戌政变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的写作生涯，以及民国肇始不大顺遂的从政岁月；其二论及梁氏文集《欧游心影》与政治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的意含和影响；其三是介绍梁氏治史的崭新立场。汉涅认为，梁启超推崇“中国应按照自己的历史走向未来”，观点深具启发性。
汉涅本人是美国前外交官，自里根总统年代便服务政府部门。近40年来他投身学术研究，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资深成员。《崛起的中国》一书或许并非经典名著，但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持的是一种非“唯物史观”、非功利主义的看法，决不轻易认同13亿人大市场就能代表一切，或“有中国特色的”什么主义，就等于民主。
相对于“拥抱熊猫派”的乖巧，汉涅采取的是哈德逊研究所的主流观点，即把传统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区分开来（“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not the same thing”），认为毛泽东所要倡导的人民共和国，正是传统中国的摧毁者，只是毁之不尽而已。明乎此，大家对于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强硬”对华政策演说，就不会感到错愕与意外了。
要是汉涅得知梁启超也是墨子专家，或许他会提出，一个“非攻”的中国，是符合普世价值观、顺应世界潮流的。壮哉，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