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双语之路走来不易，国人不能轻易放弃，李光耀也鼓励家长在家里用母语与子女沟通。
从1999年到2019年，家里有小一新生的家庭，在家多数讲英语的比率，华族家庭从55%增加到71%、印度族家庭从42%增加到71%、马来族家庭从18%增加到67%。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退休副教授陈美英1月2日在《海峡时报》发表的文章“英语、母语和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引述海峡去年10月间的有关报道时说，新闻图表呈近乎45度斜角的上升直线，显示了一幅代表我们同胞涌向“新加坡人特质”（Singaporeanness）的生动图像。
作者开章明义就说：“李光耀先生应当会很高兴。”对这句话我不以为然。
建国总理李光耀对新加坡社会单语化的趋势早已看得很清楚，作为一位有远见有洞察力的政治家，他对这个情景的迟早到来，肯定是带着复杂的心情。
李光耀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从政治、社会、教育回顾双语政策的由来与演变。我曾是《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联合采访团队成员之一，参与这本书历时三年的编写过程，团队曾与李光耀进行了六、七次专访。在头两三次的专访中，他重复强调这本书将是他毕生最重要的一本，他希望在他身后的国家领导和未来新加坡人，能够从这本书认识到双语政策对新加坡未来的重要性。新加坡的双语之路走来不易，国人不能轻易放弃，李光耀也鼓励家长在家里用母语与子女沟通。当时我便深切感受到他对双语政策能否长远坚持，是有点放心不下。这本书，也算是在单语化的趋势下，他老人家力挽狂澜的最后努力。
陈美英在其文章中说：“新加坡是个通晓多语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所能维系它。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李显龙总理去年10月在讲华语运动开幕式上的警告：新加坡人不能失去双语的竞争优势。”如果新加坡人还能继续加强这一点共识，多少可以抗拒单语化所带来的偏差。
此外，正由于新加坡的单语化趋势，我们的公民教育更应加强各族对历史的认识，反躬自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先辈曾经为哪些族群利益而奋斗。新加坡之有今天，精神养分来自多语社会。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刻，常会对自己的语言文化产生怀疑，如20世纪初，遭列强掠夺，为救国救亡，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抛弃汉字，以罗马字取代汉字的声音。
又如维新改革走在中国前头的日本，也曾有过对使用母语感到自卑的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文部大臣森有礼说过：“使用落后的日语，很难吸收先进的西洋文明，日语无法让我国进步发展，应该以英语为国语。”日本战败的隔年，1946年，享有日本文豪地位的大作家志贺直哉也曾高声疾呼：“发动愚蠢的战争并吃了败战，在于日语本身具有的不完全性、不方便性之上，以及学习汉字的效率太低，应该以法语为国语。”
中、日两个民族曾经一时地放弃汉字和母语的声音，从历史角度来看，毕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之言，并没有得到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广泛响应。日本不只没有放弃汉字，还利用汉字创造了丰富的现代词汇，为维新运动增添生命力。日本创造的汉字词汇被现代汉语广泛吸收，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
去年9月，日本教育部长柴山昌彦宣布，所有日本官方文书在使用拉丁字母表述日本人名字时，将不再按照西方先名后姓的习惯，而一律采取东亚传统的姓前名后的做法，这一改变从今年元旦开始付诸实现。日本政府的理由是：“正因为世界变得全球化，因此更有必要意识到语言的多样性，所以才决定遵循日本的姓名传统。”这个说法可圈可点，显示在全球化，西方软实力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日本表现出更大的文化自信心，没有必要为了洋人而颠倒自己的姓名。
在拉丁字母表述名字的问题上，韩国人一向保留原来的姓名用法；但同样采用汉字的韩国，在战后为了彻底摆脱日本汉字词汇的影响而放弃汉字，则有如“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导致今天的韩国人，普遍连自己名字的汉字写法都不甚了然的奇特而又正常的现象。
面对民族存亡危机，对母语的热爱却丝毫不减的一个例外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偏处一隅的北欧小国芬兰。在地理上，它是隔壁强邻俄罗斯与欧洲大陆之间的缓冲地带，人种血缘上与瑞典、挪威相近，但它却保留着别具一格的文化和语言，它的语言不像多数的欧洲语言之间存在相同的字根，发音也很独特。在芬兰人心目中，芬兰语是最美丽的语言，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文学感到无比骄傲，可以为捍卫语言而牺牲生命。曾获美国普利兹奖（Pulitzer Prize）的美国政治学者戴尔蒙德（Jared Diamond），对芬兰人的母语执着，多次让其应对国家生存危机有深入的剖析。
数据告诉我们，英语已成为各族新加坡人的“母语”，也许很多新加坡人为之高兴，但这个“继母的语言”会成为新加坡人捍卫国家主权与生存的精神力量，就像芬兰人一样吗？
李光耀如果今天还在的话，他既喜且忧之余，谅必还有几分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