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被免职，接替他的是一个多月前刚卸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的骆惠宁。骆惠宁并非港澳系统出身，正是这一背景引发外界的关注，期望他的到来可以跳脱传统从香港看香港的固定思维，在没有种种纠葛和包袱的背景下，改变香港绷紧着的局势。
对于北京来说，这或许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如果能借此打破传统采集香港民情，走出同温层的决策模式，或许不仅能舒缓当前紧张的态势，更有助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毕竟，香港抗争者现在所反对的，不是不要“一国两制”，恰恰相反，是要真正地落实“一国两制”，只是究竟何为“一国两制”，深圳河的两岸双方，各有各的想法。
骆惠宁的到来，会是香港的转机吗？不能否认的是，骆惠宁的到来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香港的走势，既取决于他自身处理复杂问题、稳定局势的能力，也与北京最终的决心与想法有关。历时已经数月的反修例示威运动，希望在2020年可以有个终止的时间。
但显然，当前发展的态势，并没有趋稳的信号。中美关系因贸易战持续动荡，即使双方即将签署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无论是市场还是政治场中的各方，仍然只是谨慎乐观。双方在这场竞争中所传递出来的信号，很难不让全球各国及各方联想到新冷战格局的到来。只是相较于美苏冷战，当前的局面更为复杂，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很难将阵营划分得一清二楚，泾渭分明。
香港地处联系东、西方世界的一个关键点上。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已经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成为法律，特朗普借此增加其与中国竞争的筹码。这只会令香港身处的局势更为复杂。如果要将香港局势稳定下来，恐怕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避免让香港沦为双方竞争的第一战场。
一直以来，香港有意无意地被视为西方世界的典型城市。这里是自由市场，法治城市，香港公民拥有充分的个人自由，政治素养较高。如今历经数月的抗争运动，在媒体的描述中，香港也正成为一个新的民主城市。这些对香港的神话，使得香港与大陆之间更显得难以相容。
因此，这些所不断强化的，只会是两地之间清晰的边界，是一国两制中的“两制”的异，而非“一国”的同。对应到现实中，则是最近几年来，双方之间“边界”的不断被突破。比如香港高铁站内的“一地两检”的争论，铜锣湾书店事件以及其他各类社会事件等，都在强化香港人脑海中，这种本来应该由“一国两制”所保障的边界，却屡屡被突破、模糊或消失的印象。
从长远来看，香港对反对派的支持，为何会从零星直到演变成为去年以来动辄几十万、整百万人的游行呢？究竟这中间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北京高层对香港民情转变的误判，还是决策失误，才有今日的局面？这些都需要北京予以正视、反思，而不是视之为简单的外部势力的干扰或制造而来。
如今香港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简单以重大事件来划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显然2003年的50万人大游行是一个重要节点，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也是一个重要节点。自2019年以后，香港的政治局势将进入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传统的建制派与泛民派斗争，双方以香港立法会为舞台进行博弈。而自第三个阶段，香港的政治新局已经开始。
这是一个以青年人为主的政治博弈，街头运动与低层级的议会（区议会）会成为其新的对抗舞台。在去年11月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反对派实现了大逆转，从建制派手中夺得了十八个区中的十七个区议会的控制权，这势必将改变香港的政治博弈模式。相较于前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博弈方式，将如反修例运动所呈现的“流水革命”般的灵活。如果用大陆的话语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政治游击”，在非对称的对抗中取得应有的优势。
但不管如何，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已经有别于此前12年间的政治模式。这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已经改变了许多香港人的政治思维模式，也正在改变香港的政治格局。所以，北京高层也需要改变传统的同温层决策模式，走出传统的民情采集与解决问题的思维。
如果骆惠宁的任命是北京高层决策思维的转变开始，那么我们期望这种改变可以切实地为香港局势趋缓带来积极的作用。毕竟，现在香港人争取的仍然是真正的“一国两制”，而非拒绝“一国两制”。深圳河的河面宽度，也没有台湾海峡般那么大。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