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前，副总理王瑞杰宣示了第四代领导团队所要秉持的治国作风，称之为“群策群力，共创未来”（Singapore Together），希望把新加坡从“我们一起谈”带上另一个台阶：“我们一起做”。
“我们一起谈”指的是王瑞杰在2012年负责推动的“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以及在2015年由陈振声与傅海燕负责推动的“新加坡未来”交流会。这类政府与民间的对话会，主要作用在收集民间对政策的反馈和建议。简单说，这是一种协商模式。最后，落实到既定政策的修改，新政策的制定，或新措施的推行，仍然是由政府包办。
“我们一起做”显然是要调整这样的官民协商方式，不仅仅让“民”能向“官”提出他们的诉求和意见，也能进一步积极参与制定以至落实各种对应措施或方案。换言之，是协商加上协作。政府不一定得包揽全部的落实工作，那些民间组织已经在做的，相关政府部门就不一定得全盘接手，而可以更好地扮演协调和助力的角色。这一来，就能同时调动官和民两种资源，相辅相成。
那具体的操作又是怎样的呢？上个星期一，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教育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李智陞，在记者会上汇报“群策群力，共创未来”的阶段性进展，同时举出了几个先行实例说明，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实际情况。
例子一。天主教福利协会五年前开始夜访街头露宿者，给他们送温暖，也因此赢得好些露宿者的信任。2018年3月，李智陞和他的官员很想加入夜访的行列，但却被一口拒绝。原来，该协会负责人担心，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一旦介入，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法，一举把这些露宿者都捉走。通过对话和了解，这个疑虑最终消除，在协会协作下，该部门接触到160名露宿者，并帮助其中65人找到长期住所，另有37人则被安顿到临时住所。
在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新加坡，本不该有露宿街头的问题，但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街头露宿者可能都有各自的难言之隐或苦衷，有民间组织能细心聆听每个人的心声和难处，然后谋求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加上政府的助力，确实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加圆满。这应该是官民协作的本意，由此也能激发更多民间自助的精神，增强社会的韧性。
例子二。当一对夫妻离异后，可能各自抚养一个孩子，一方继续住租赁组屋，另一方带着孩子寄人篱下，辗转寄宿在不同亲友家，导致孩子无法正常上学。诸如此类的家庭问题，就需要多方面的协作来帮忙解决。比如，社会服务机构可帮这名家长解决住房和经济问题，其他小组则可动员社区义工，帮忙带孩子去上学，减轻家长负担。这不仅需要政府部门间的协作，也可以结合社会服务与慈善机构、民间及宗教组织，及有意行善的企业和义工等形成一个更完整的关怀网络，给陷入困境的家庭全方位的帮助。
在记者会上，李智陞也表示，把大家凑到一起，政府也希望创造机会，让不同看法的群体对话，并设法找出共赢的前进之路。这有助于防止在许多其他国家出现的社会分化情况，在这些国家，人们由于利益不同而导致社会四分五裂。
换言之，协商与协作模式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化解社会上不同群体之间不同意见和利益的矛盾，通过协商过程凝聚共识，然后一起协作落实共赢的方案。这种凝聚共识的过程，对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极其重要。因为，民主而无共识，社会必然要陷入分化的泥沼。
过去十年来，西方一些学者所观察到并不无感概的一个现象，是民主的退潮。而民主之所以退潮，是很多新兴国家尝试了民主制度，但所得到的并不是理想中民主自由所带来的美好境界，而是诸多治理的乱象，社会的不公（不平等），经济的停滞，贪腐的横行等等负面结果。一句话，国家没有得到好的治理，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希望于是破灭。
与此同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更加剧了社会分化的速度。《人对科技》（The People vs Tech）一书的作者，英国记者杰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的观察不无道理。他认为，网络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已大大改变了传统政治的样貌。人们的认同开始变得碎片化，任何对某件事不满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顷刻间在网络上找到一群知音，或是各种符合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见，然后就物以类聚，形成一个身份认同。这就是政治学者所谓的身份认同政治。巴特利特则称之为再部落化（Retribalisation）。
部落是人类的原始群体，也是最原始的认同。民主政治的先驱们，包括美国的建国一代政治家发明了代议制，目的就是要防范民众的这种原始部落情绪，把人们的部落情绪关进笼里。然而，网络的出现，却重新给这个笼子开了个后门，把部落主义放了出来。
说得简单些，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网络和社交媒体正在加剧大社会碎裂成许多小部落的趋势，使凝聚共识变得更加困难。比如，过去属于一个大政党的人，现在可能会分化成许多各有本身认同的小党派。在网上，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认同的群组，然后沉迷在那个群组里，躲进小楼成一统。又如，过去都阅读同一份报纸的千千万万人，如今可能已分化为许多各有所好的网络小部落。
在这样的社会深层变化的大背景下，要凝聚社会共识肯定比以前身份认同还没有碎片化的时代难得多。因此，第四代领导班子现在所推行的“群策群力，共创未来”运动，挑战性肯定比“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时代来得大。然而，它所承载的可说是只许成功的重大使命。因为，如果我们无法在网络时代形成凝聚社会共识的新机制，恐怕就会步人后尘，吞食部落化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