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与守成霸主之间必有一战被认为是历史宿命，其必然性叫做“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在全球化和核武器的时代，顶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对双方、对全世界都是毁灭性的，没有赢家，因而可能性很小。
美苏冷战是近代史上少有的和平时期，当时苏方的口号是“和平竞争”。在相互依存的今天，修昔底德陷阱并不那么可怕，反而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新冷战更麻烦、更具消耗性和破坏性，应该极力化解避免。
与围绕着世界革命展开的旧冷战不同，新冷战更多出于陈旧的观念。前苏联阵营崩溃后，西方自由主义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市场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和多元社会等，被认为是最符合人性和最具活力的制度。集权制度和威权主义被认为是邪恶的，必须与之斗争。这是西方的自我认知和定位，也是他们全世界推行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底气所在。
然而两次中东战争和数次经济危机大大动摇了西方的自信，也破除了许多人对西方的迷信。美好辞藻下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金钱政治、党派倾轧、社会动荡、政府瘫痪等等，这些成了许多中国人对选举民主的看法。西方政治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太深，迷信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下，追求个人利益就是为社会做贡献。民主就是个政治市场，大家通过选票和游说来整合、取舍各阶层、各团体的利益。
这种逻辑的弊病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在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中暴露无遗，造成近些年来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风起云涌。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为中国提供了历史机会，然而中国的自我认知中同样充满了盲区，双方在偏见中相互排斥：西方对“中国威胁”，中国对“颜色革命”谈虎色变，在互不信任和相互防范中走向新冷战的陷阱。
中国的自我认知是：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虽然对个人自由和利益有诸多限制，但国力快速上升，国家有了钱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个人所得反而更多更快；政府有效率，有力量应付各种风险和巨变，产生的领导人更有经验和能力；民族在崛起，老百姓的自信和获得感强。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中国开启了一个全面自信的时代：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但“四个自信”在国际上基本上是“大国独白”。这不仅仅因为西方的话语霸权，也因为体制的软硬件存在一些的缺陷。西方的话语体系很容易将中国体制的弊端串联起来，勾勒出一个“邪恶”的形象。这里边有偏见也有小的实质问题，都需要认真对待。
先看西方的偏见。几千年来，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威权主义下的集权制度。中国被西方忽视的“善”，更多出自文明文化的基因，而不是出自典章制度。中国的典章制度是用来惩恶，而不是扬善的。
在西方看来，中国集权制度的硬件相当可怕。但将软件考虑进去就不那么恐怖了——它的“恶”是有底线的。儒家教条组成了这个软件的主体精神和内容，这在中国历史上贯穿一致：在孔子是“仁义礼智信”，在孟子是“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孙中山是“天下为公”，在毛泽东是“为人民服务”，在江泽民是“三个代表”，在胡锦涛是“执政为民”，在习近平是“人民性”。
从古至今，大小官员都熟悉的信条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国的官民关系是互为父母：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百姓是官员的“衣食父母”，全国的老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习近平强调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真谛。民心民意形成了强大的软约束，自律的意识往往比放纵个人利益的西方政客强。它突出表现在李光耀常引用的中国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传统政治文化造就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复杂性，远非西方的形容词“专制”（autocracy）能够概括的。官员对百姓既有不分青红皂白打杀威棒的传统，也有求爷爷告奶奶装孙子的套路，二者在中国文化中并不违和。但在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制度的“恶”，同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在消除贫困方面，也包括在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等西方核心价值上的“善”是无法调和的，它造成了西方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西方话语体系在阐述中国制度的“恶”上娴熟自如，但在解释在这个制度下取得的成就时举步维艰。中国人常常指责西方对中国的成就视而不见，集体失语，是虚伪和双重标准，甚至涉嫌种族歧视，但这并不尽然。他们的失语和貌似双重标准，往往是因为他们话语体系的缺陷，因为他们的词典中没有同中国现实对应的词汇。
但中国体制的实质问题也不容掩盖。由于国家机器和典章制度都掌握在精英手里，这些精英如果变坏了，善就没了保障，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之治非常依赖好官（青天大老爷）的出现。现代中国人讲“民主”时，他们脑子里仍是古老的“为民做主”，但中国没有能保证源源不断地供给好官，并保证他们不变坏的制度。近年来的监察制度改革，解决了对下而没有解决对上的监督。
中国古代有专门对上的谏官制度，而且还有“武官死战，文官死谏”的精神传承。丢掉了谏官制度就丢掉了向上劝善的文化传统。片面强调“绝对服从”“绝对忠诚”“定于一尊“，这不是自信。
谏官制度需要发掘，是因为目前中国议政平台不足。谏官制度需要发掘，也因为民请命的文化基因仍在，而且以现在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发挥得比帝王将相更好。技术官僚、专家学者和忧国忧民之士也需要一个合法免罪的平台来畅所欲言，为公共政策和国家利益献计献策，而不必害怕得罪领导或什么权势人物。
没有这个平台，专家成犬儒，官场小人盛行，风气败坏。反腐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制度设计远没有超越古人。谏官制度这个笼子，是为中国文化中的权力量身打造的。
一个完全不以党派划线的谏议民主，必定令人耳目一新，也使西方引以为豪的“打斗民主”相形见拙，一扫其优越感。中国在提升法治水平上有很大的空间，在多元开明社会上也有很大的余地，而这些方面吸引了西方的主要批评火力。这里不仅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偏见，中国也确实存在不合理、不近人情的地方，制度和文化都包括在内。
传统的威权制度以牺牲人权和人的尊严来立威，这既和现代社会不相容，也没有必要。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汲取精华，去除糟粕。中国需要改掉严刑峻法和酷吏的陋习，去掉“杀威棒”的惯性思维，因为在古代它们要解决的问题，在现代通过法治和其他文明的手段，可以更有效地解决。
西式民主暴露出诸多弊端后，中国的确有一个历史机会，为人类探索更有效、更人性化、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制度来。通过努力，中国完全可以在践行相通、相近、相同的价值观上比西方做得更好，同时弥补西方制度的漏洞和缺陷。在打通价值观上，双方是应该“相向而行”，但西方一直处在高地，有优越感和政治正确的死结，因而难有作为。
相比之下，中国更有主动的空间，学会借用世界主流话语体系来讲中国的故事。但如果一味强调甚至夸大对方的敌意，刻意与普世价值作对，在自信的旗帜下抱残守缺、拒绝改进，那么新冷战的消耗战就很难避免。
例如中国对中美贸易战的共识是：“老美是在要中国的命”，因此让步、妥协都毫无意义。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后，强硬派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美国电视台，将中美贸易谈判定性为“寻求两种经济制度兼容共处之道”，并非想置中国于死地，甚至似乎也放弃了改造中国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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