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衢州制定《婚丧喜庆事宜操办标准》，对结婚彩礼总数、婚丧宴席数量、份子钱等给出上限，但在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相关行为提出“严肃查处”的同时，对普通民众则展示出“鼓励引导”甚至物质奖励的不同态度。
直系亲属以外的礼金，婚事控制在300元以内、丧事控制在200元以内，婚丧宴请控制在30桌(300人)以内，双方合请不超过50桌(500人)……于公众而言，近年来各地对婚丧嫁娶的操办规模进行类似规范已不鲜见，乡规民约有之，基层政府发文也不少，一定程度上，这与人们对甚嚣尘上的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风气“有怨言但无力抵抗”的社会心态也颇为契合。
所不同的是，衢州方案对公职人员与普通群众做了“严肃查处”和“鼓励倡导”的区别对待，或与其他地方的类似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引发不少争议有关。各地陆续以“乡规民约”方式出现的标准规范，虽处居民自治层级，但对违规人群也设定了不同程度的惩罚：常见的是一票否决式的取消村内评优、贫困户评定资格，严重者除了当场“执法”熄火拆灶、收缴办酒器具和罚款之外，甚至还会被处以一定时间内断水断电的处罚。
从操作层面看，衢州的移风易俗方案能针对不同人群给出区别对待、差异化要求，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规范落实的阻力，降低了执行的难度。不是所有的区别对待都意味着群体性的特殊化，对公职人员高要求，对普通公众不强制，应当称得上是更妥帖的移风易俗方案。
不可否认也无法回避，有公职人员参与的婚丧嫁娶，固然有人情世故的一面，但事实上掺杂了太多权力寻租的成分，这也是国家层面从“八项规定”到各类专门性规章都反复重申、强调公职人员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的原因所在。对公职人员8小时之外的言行提出明确要求，此番衢州方案不仅属于规定动作，而且在情理之中。
但对普通民众的婚丧嫁娶如何鼓励、倡导和规范，则考验各地移风易俗的具体智慧与施政韧性。在衢州方案中，对最高规格的婚丧嫁娶态度称得上明确，也并无措辞含糊的空间，甚至对结婚彩礼总数给出10万元上限，明确包括“见面礼”、“改口费”等传统项目，避免了具体执行中对公职人员相关情况进行评估时可能的分开计算对策。标准的一致，并不意味着对象的“一刀切”，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与普通群众的差异化要求，一方面展现了国家从严要求和约束公职人员的决心，同时对移风易俗的社会变迁也抱持了尽可能人性、人道和宽容的态度。
大操大办的社会风气不是一天养成的，改变也需要循序渐进，这与对公职人员严格要求的制度、精神并不矛盾。事实上，以公职人员的以身作则来倡导一种社会层面更健康的风气，对公职人员而言谈不上苛求，廉洁从政、风清气朗，让权力的运行清清白白，更是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所必须直面的考验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