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洪水，曾淹没了这座历史名城的一些著名文化遗址，其中包括圣马可广场上的圣马可大教堂。这仅仅是1200年来，这座大教堂第六次被洪水淹没，但其中四次发生在过去20年内，更有两次发生在不到400天内。照这样下去，处于下沉沉积岩上的威尼斯在巷弄里、广场上和宫殿内的脆弱刺绣，可能会在几十年内被洪水冲走。但那里的居民该怎么办？
古罗马人用两个词来形容城市：urbs，指的是建筑物和基础设施；civitas，即积极参与的公民。今天，整个世界都在为威尼斯被水浸泡而受损的城市而苦恼，无可否认，这些设施就连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很小幅度的海平面上升都无法抵御。但世界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意识到威尼斯民众正在解体。
威尼斯人口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减少。今天，威尼斯人的数量仅有50年前的三分之一。但人口数量下降仅仅是痼疾迅速恶化的一个征兆：不顾后果地推广大规模旅游业，而且缺乏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假使威尼斯政治领袖没有在1980年代开始将高等教育和创新的资源转移出去，威尼斯现在可能已经发展为亚得里亚海上的剑桥。但旅游业却被视为一条快速增长之路。因此，在政府的协助下，游客数量稳步攀升：2017年，这座拥有26万人口的城市所接待的外国游客却超过了3600万人。
随着威尼斯人忙不迭地避开蜂拥而来的游客，威尼斯的公民社会已经恶化，政治麻木变得根深蒂固。市政领袖更喜欢抱怨这座城市的弱点，而不是采取有效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意大利国家政府则一直未能建设性地运用其在该市的权力。这些趋势导致环境监管不足，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因此变得更加脆弱。
诚然，威尼斯正在实施一项耗资55亿欧元（约60亿美元）、名为“摩西计划”（MOSE）的防洪屏障项目。这个在威尼斯已经开始下沉的1984年推出，并于2003年动工的项目，本应于2011年完工，但直到今天，它却还在建造中。即使摩西计划能够在目前的2021年最后期限前完工，它和其他任何建筑项目都不足以保护威尼斯。尽管基础设施投资显然至关重要，尤其是为适应气候变化，威尼斯也必须恢复除硬件以外的公民社会活力，才能避免遭遇被许多人所预测的消亡。
第一步是将威尼斯从意大利政府的管辖范围内移除，近几十年来，意大利政府的持续失败导致了这座城市的衰落。这绝不是某种复兴圣马可共和国的狭隘要求，而是呼吁建立一种新型的外向型政治结构：一座欢迎任何真心想在那里定居，并成为正式公民的人，而不是美国小说家唐·德利洛（Don DeLillo）所说的旅游业是“傻瓜出行”的参与者的“开放城市”。
这个开放的新型塞雷尼西马（Serenissima，也就是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名称），将一心一意吸引愿意协助保护和重建城市基础设施的有能力、有奉献精神的公民。这将包括制定可信商业计划的创新者（及其财政支持者）、研究气候变化适应问题的工程师、医生或律师等专业人士，以及愿意奉献几年时间协助修复威尼斯泻湖宏伟宫殿的学生。威尼斯将因此成为基于全新社会契约创新城市模式的试验场，这个城市模式符合社会学家卡斯特利斯（Manuel Castells）所谓的全球“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理论。
这一提议看似激进，但却并非前无古人。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爆发曾导致威尼斯人口骤减60%，于是，这座城市向外国人开放，任何打算长期居留者都将拥有公民身份。新来者只需具备愿意工作等“威尼斯人”的关键特征。类似的策略没有理由在今天行不通。
事实上，多亏有了数码工具，衡量公民参与度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从在威尼斯度过的时间（威尼斯的许多房产为非居民所有，每年只使用几天）到作出的具体贡献，这些都可以成为在社交媒体上夸耀的东西。对非居民房产所有者（他们往往极为富有）课以重税，同样有助于支持当地社区。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和威尼斯的沉降，这座城市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恢复和保护其建筑和基础设施。但没有繁荣、积极的市民阶层，这样的工作将毫无意义。我们必须先从威尼斯人手中拯救他们自己，而后才能拯救威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