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对自己的语言感到高度自豪，这是他们建立认同感的支柱。
最近，北欧国家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副主席马林（Sana Marin）在国会投票中脱颖而出，取代上台仅6个月，栽在国有企业芬兰邮政公司劳资纠纷中而下台的前总理林内。她年仅34岁，成为了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加之其高颜值，这一则新闻就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眼球。
两天后，马林宣誓就职，并公布其联合政府的内阁名单，最大特点是，19名阁员中，女性占了12位，而且她们还包揽了重要部门。
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年的排名中，芬兰中学生阅读能力在经合组织中最好。以性别论，芬兰女性的阅读力是全球最强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调查中，芬兰是唯一在阅读能力和生活满足感两方面都有优异表现的国家。也许这也可以说明为何芬兰人的幸福指数全球最高，他们是地球上最快乐的人。
在2019年的幸福国家排名中，芬兰第一，其后依次为丹麦、挪威、爱尔兰和荷兰（新加坡排第34名）。
在PISA2018的榜单上，新加坡中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领域的排名，步中国学生（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之后。
新加坡学生的整体表现，一直在国际上受人瞩目。这次的排名多了几道问题，以衡量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学习思维，结论是新加坡七成学生对失败的恐惧，显著高于经合国家的平均比率。从另一个角度看，新加坡学生幸福指数远远不如北欧学生。
芬兰对教育的重视并不亚于新加坡，强调受教育的平等机会，他们的教育注重素质，政府拨款一点也不吝啬。
教师是一份受尊重的专业，享受高薪。要当警察也不容易，必须拥有大学文凭。芬兰有重视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的传统（其实这已是北欧民族的基因），它是在新西兰之后，全球第二个让女性享有投票权的国家。
芬兰对自己的语言感到高度自豪，这是他们建立认同感的支柱。在历史上，芬兰曾经在19和20世纪先后被瑞典和俄罗斯并吞；20世纪初也因民主派和共产党阵营的斗争发生过内战。
美国政治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今年出版的新书《动荡——一些国家如何应付危机和改变》（Upheaval ,How Nations Cope With Crisis And Change）中，在第二章专门讨论芬兰过去如何面对国家灭亡的危机。二战期间，芬兰几乎每个家庭中，都有一个成员死于反苏联侵略的战争中。
在欧洲，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最长，所以长久以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人的阴影中。二战时期，它孤立无援，欧洲邻国自顾不暇，拒绝向它伸出援手。
在我们的印象中，芬兰特异的寒带风情有一股魅力。
芬兰人就是那么一个天塌下来当被盖的快乐民族；但我们若深一层看芬兰的亡国史，就知道芬兰人的快乐不是理所当然。
什么民族素质使它顶下一切压力，如何在危机和变化中生存下来？答案是，维护国家的独立是他们始终不屈的民族使命，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侵入者赶走。
曾经最让芬兰人感到骄傲的芬兰百多年跨国老字号诺基亚（Nokia），它的手机在全世界疯靡一时，曾经人手一台，在各地引领“玩手机”的风潮。2000年，在其实力最鼎盛时，诺基亚为芬兰国内生产总值贡献4%，占芬兰出国总值的21%。曾几何时，在今天的智能手机时代，年轻一代恐怕对诺基亚的名字已感到陌生。
作为一个民族性强烈，语言、文学团结了民族的芬兰人，它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屹立不倒，跟诺基亚拒绝顺应电讯科技时代的改变，消极地坐以待毙，成为两个鲜明的对照。它们各自成为政治学和企业经营的研究个案。
芬兰人口跟新加坡一样仅有500多万，是人口不足1000万的小国，面积33万8000多平方公里，是欧盟国家中人口与土地比例最小，外来人口最少的国家。
芬兰出生率一直没有显著变化，今年的人口增长率估计达0.35%。今天它也面对生育率不振、人口老化、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困境。这些问题我们听来耳熟能详，都是新加坡一路来所极力避免的陷阱。
北欧国家立法确保女性在各行业的配额，在政治领导层，女性当家已是家常便饭，领导人“萧规曹随”，位子“轮流坐”也是常态。
芬兰外交官有不少女性，现任驻新加坡大使便是其中一位。她有个很中文的名字高宝兰，原名Paula Parviainen。新加坡讲究任人唯才，不太可能通过立法确保女性在工作上的配额。北欧国家人口稀少，出生率却不高，也许这正是它们的女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很活跃的因果关系。
表面上看，芬兰是个资源丰富，教育水准高，人民对生活有高度满足感的国家，值得国人羡慕。
芬兰内阁女性掌握最大话语权，显然会激发本地提倡妇女权益团体的士气。但芬兰模式就跟两国地理上的距离一样，对新加坡是个遥远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