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中国文学界、文化界、思想界，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他的思想也远播海外，成为蜚声世界文坛的一代文豪。
对他的评价，毛泽东的这些话，颇具代表性：“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上世纪20年代里，鲁迅去过三次香港，他在香港的际遇，尤其是对香港的预见，对今天仍处在乱象中的香港，无疑具有启迪和教益。
第一次是1927年1月17日，他由厦门赴广州路过香港，停泊一夜；第二次是同年2月18日至20日，他应邀在香港做两次讲演，分别题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吸引了一定的听众；第三次去香港，时间还是1927年的9月27日。
关于这三次的“遇见”香港，其中两次留下了杂文，一次留下了两篇演讲稿。今天，再次检视这些文稿，对而今香港的乱象也罢，预见也好，都是一次回顾、反思和展望。
关于三次香港之行，两度都由鲁迅亲笔写下了观感，一次受邀两场演讲，也被人记录下来。而今，再次捧读这些文稿，字里行间透露出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以及期望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全中国人如何自立自强的遗教，对当下追寻香港问题的源头和解决香港问题，无疑会有启迪。
1927年2月18日至20日，鲁迅应邀在香港做两次讲演，港英当局千方百计地限制他的影响，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窜改了许多才得以面世。
对这次经历，鲁迅写下《略谈香港》，说“香港总是一个畏途”；同年9月27日，鲁迅乘“山东轮”离开广州，前往上海，28日又一次路过香港。这次，他遭到港英当局的百般刁难，鲁迅在《再谈香港》一文中愤怒地指出：“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
“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这是鲁迅文章中的叙述，原来的港英政府，对凡是红色的东西都不得展露，所以连胡须也不能是红色的，好在我们所看到当年的鲁迅，胡子应当是黑色的，不然连入关的资格都没有，这和当下只要讲普通话就会遭到暴徒的围攻和残害有什么两样？但是，当年鲁迅的际遇是在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而今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香港，还发生类似的情况，不能不让人感到愤慨和历史惊人相似的一幕。
1927年2月18日，鲁迅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在香港发表的两场演讲，在文学史上，被视为香港新文学的起点。2月14日，当时的《华侨日报》在预告鲁迅来港的消息时，第一句就说：“周树人（即鲁迅）、孙伏园二先生为现代吾国学术界泰斗，革新运动先驱，早已海内闻名。”
关于《无声的中国》，鲁迅演讲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鲁迅的这些话，就像预见当初的“修例”：也是“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是，在特区政府撤回“修例”后，“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更有甚者，居然又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完全凌驾于特区政府之上，乃至于发号施令。
就在鲁迅演讲后的2月23日，《华侨日报》上发表的《听鲁迅君演讲之感想》一文，对鲁迅演讲内容发表了评论，结合当下香港的局势，也有借鉴：他（指鲁迅）说，坐监是安全的，是没有被人抢窃不虞的。但虽是安全，可是他失却自由了。吊诡的是，当下的香港愤青以“自由”之名，行打砸抢之实，让全香港人，包括到港旅游、工作的人都感到人人自危；而始作俑者也因为触犯法律而失去自由，这和他们所追求的“自由”是多么的具有讽刺意味。
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鲁迅演讲道：“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
就像香港岭南大学通识教育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早在2016年就撰文指出的那样：“学校开了一门通识课程，叫‘文化中国’，规定要用英文来教，显示在国际化与大学排名方面，有了与时俱进的决心。时髦归时髦，却引发了同事的腹诽，质疑为什么一门中国文化课，学生都是中国人，教学材料基本都是中文，却要舍弃优质的课件，用些不三不四的英文翻译来教。
学校的理由是，香港是中英双语通行国际大都会，香港人应该中英俱佳，可是现在的大学生英文程度不过关，在D与E之间徘徊。怎么办呢？当然只好加强英文，规定所有课程一律要英语教学，如此才能国际化，达到英美的标准，在英国人营造的大学排名榜上，继续攀升，建构世界一流大学。……教了一学期，发现学生的英文程度实在不行，而中国文化又一窍不通，教起来十分吃力。只好跟他们讲历史故事，讲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坚持写《史记》，讲《长恨歌》与《长生殿》的杨贵妃故事，同学倒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过，我越来越担心，香港的大学教育，唉！”
看了上述实例，结合鲁迅的预见，再回首这些日子香港发生的事情，还不能让那些参与此事并且用暴力方式提出“诉求”的人清醒和觉悟吗？我想，还是鲁迅的其他内容，可以作这样的注脚：“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1925年《两地书》）、“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1934年《中国语文的新生》 ）
结合当年的实例，看看香港的今天，在回望当年鲁迅的遇见和预见，对香港问题的如何处理，对有关问题如何解决，或许，在鲁迅的字里行间，已经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