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斯里兰卡展开另一场关键的政治过渡，它面临着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大风险。将这一风险最小化，首先取决于新当选的总统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能否一反人们对他的看法，拥抱包容性政治。
这个拥有迷人田园风光的印度洋岛屿，曾是一个在各方面表现杰出的国家。在1948年独立后的几年间，斯里兰卡在贫困、婴儿死亡率和小学教育等主要社会指标上所取得的进步，都远远领先邻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令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然而，这几十年来，分裂与冲突一直如毒蛇般纠缠这个天堂之地。
因此，斯里兰卡极易受到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影响。根据哈佛大学国际金融系统教授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教授特雷贝施（Christoph Trebesch）汇编的数据，斯里兰卡在过去40年，有近七成的时间须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各类宏观经济稳定计划的监督，而这一记录在南亚仅次于巴基斯坦。相比之下，孟加拉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须遵照IMF的计划管理，而且显然在2015年便不再接受监督；印度仅有约15%的时间接受督导，自1995年以来就没再实施。
宏观经济不稳定，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已故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家之一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说：“长期以来，通胀的根源显然深深地潜藏在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内部，特别是在社会和政治冲突，以及冲突管理方面。”即便是发表过“通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这个著名论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承认，通胀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从本质上讲，宏观经济病态源于如何划分经济蛋糕的冲突。除非这些冲突得到解决，否则它们将导致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过度对外借款、通胀及汇率不稳定。以阿根廷的贝隆主义（Peronism）为典型的拉美国家政府宏观经济不负责任行为，就涉及偏袒城市和政府工作人员。与此同时，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周期性危机，则往往是种族和地区冲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哈佛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已经指出，当社会的负担分担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时，外部冲击就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
斯里兰卡内部存在着多方面的裂痕，尤以意识形态、种族、语言和宗教为甚。对此，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极为敏感细腻的小说《安尼尔的鬼魂》（Anil’s Ghost），就捕捉了这些冲突对人类和个体所带来的后果。
可以这么说，斯里兰卡的原罪在于将僧伽罗语奉为1956年宪法中唯一官方语言时所显示的语言霸权。到1970年代，它又遭遇共产主义叛乱，然后是与淡米尔人长达数十年、几乎将该岛国撕成碎片的种族冲突。2009年，这场战争以残酷的方式结束，宗教分裂开始浮出水面，今年早些时候由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的复活节炸弹袭击，就反映了这一点。
这些冲突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些公民与国家之间具备稳定的社会和经济契约的社会，往往拥有健康的税款征收率，这反映出人们普遍愿意分担国家提供服务所带来的成本。然而在斯里兰卡，税收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不到12%，其中所得税还不到四分之一。鉴于斯里兰卡的相对繁荣，这些数字其实非常低。
这样的收入显然不足以满足政府的支出需要，尤其是内战最后阶段和战后建设启动之际。于是，斯里兰卡在本世纪初开始大笔对外举债，将债务与出口的比率推至270%的惊人高点。同时，随着非优惠借贷的比率从大约25%上升到接近70%，债务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事实证明，斯里兰卡的债务已经失控，它不得不付出屈辱的代价，将汉班托塔港口和土地移交给中国，以抵偿一部分债务。
增加斯里兰卡脆弱性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自2000年以来，远在世界贸易崩溃之前，其出口增长就已在急剧减速。事实上，斯里兰卡近10年来一直在去全球化，而世界其他地区却在迈向超全球化。这也与社会冲突有关。
斯里兰卡在拉贾帕克萨领导下，将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方向，还有待观察。如果该国政府推行非包容性政策，几乎肯定会导致资源调动乏力、继续依赖苛刻条件下的外部融资、低外国直接投资率，以及出口增长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稳定必将难以实现。
因此，斯里兰卡新总统所面临的挑战既简单又严峻：阻止这个南亚过去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度，成为另一个阿根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