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先生曾发文哀叹现在“思想的终结”，笔者以为未来的政治必须要融合中西方制度的优势，在此做一次尝试论述，抛砖引玉。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光有选举制度是不够的，中国的制度之所以有效，不在选举，而在考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具体落实就是以GDP论英雄，周黎安等学者通过研究证明在地区领导人的选拔上，确实经济人才更有晋升优势。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适应新时代，中国必须转变考核地区主政者的方式，新的考核指标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指标或多个顾此失彼的指标，应该是一个更加综合有效、贴合民意的指标，笔者的建议是每年该地区的全民支持率。
这种将直接民主引入考核的全新政绩考核体制，可称之为公投考核制，目的是为了培养主政者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体察民意，想方设法提高民意支持。对民众负总责，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承担的角色。
2014年1月20日，习近平曾引古语“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教导党员干部要主动把自己置于社会和群众监督之下，而以民众支持率作为考核指标，则是完全现代化的“视民知治否”，有助于国家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处于长期执政地位，只是在选拔推荐地方主政官员的时候，除政治忠诚外，需以历年的民众支持率作为政绩考量。它有以下几点优势：
第一，解决领导与广大民众的信息不通问题。领导与民众的沟通依赖中间的官僚集团传递信息，这就给了中间人以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有垄断信息为自身谋利的动力。民众支持率是领导人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信息，通过公投可以绕过中间人直接准确获得，从根本上改善领导人的信息困境。国家的领导人还可获得全国的民意支持率分布地图，就像将军打战不可或缺的军事地图，为政治决策有的放矢提供最重要全面准确的信息参考。
第二，解决技术官僚的压力不足问题。懒政怠政与官僚的形式主义等四风问题，归根结底是反馈与竞争不够导致的压力不足。首先，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始终是少数监督多数，心有余而力不足，且易形成依赖关系，导致评价偏颇。公投考核则将执政效果用一个最简单的支持率数据准确反馈出来，直接对主政者形成压力，再将压力传导至他所领导的技术官僚系统。
其次，同类规模城市的支持率可以组成多个排行榜，如支持率、反对率、提升支持率快慢等，犹如周黎安先生提出的“晋升锦标赛”，不同排名的奖金与提拔不同，不合标准的甚至降级淘汰。和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同级的主政官同一政绩标准下竞赛，远比西方的竞选更加激烈、可靠，也更加良性。
第三，解决与西方文明的政治隔阂问题。长久以来西方对中国政治都戴着有色眼镜，认为中国政治的原罪是民意的反馈不足。除掉我们已有的各种有效的民意反馈渠道，公投考核提供了一条与西方大选投票的反馈形式一样的渠道，甚至我们更加有民意基础，因为西方的多党制会导致无法每年都重新选举一次（古雅典与古罗马的早期民主即如此）。
第四，解决社会危机中的抗议示威问题。反对者的抗议示威是令执政者头疼不已的问题，会侵蚀执政者的合法性。经常性的全民公投考核，所有人可以看到支持与反对的多寡，而以提高支持率为核心的主政官激励机制提供了可靠的政治解决方案，有助于形成全社会的政治共识，管控反对者抗议示威的政治预期。同时，执政者也能看见支持力量的规模，更有信心与合法性权威去应对抗议示威，毕竟，所有的支持者也都是反对者的反对者。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推想，是否对国家领导人也适用公投考核制。这确实是可以想象的。笔者建议先从市的层面开始论证、试验，选取部分不影响大局的城市，有成效后再逐渐增加数量，待到每座城市都实行了，再考虑省级、全国就水到渠成了。那时，若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经常获得高支持率，则任期限制就显得多余了。
当前，香港可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首先，人大释法基本法第四十三条的特首“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允许香港可以在中央规范和授权下举行有限的咨询性公投，结果作为全港人民对特首发出的无法律效力的政治指令，责成特首动用合法的权力予以落实，失败则要问责。然后，将符合“831决定”且加入公投考核制的政改方案提交全港咨询性公投，以后用一年一投来反映民意，取代泛民所谓的双普选诉求。无论是谁当选新特首，都必须每年接受全港公投的考核，以培养爱国爱港的优秀政治家。
当然，凡涉及全民公投的制度都是核选项，用得好就是核电站，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就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执政的合法性与动力；用得不好就是原子弹，同样一个数据就能被有心人利用煽动起破坏性巨大的政治危机。所以，像核电站的设计一样，必须安全第一，采取强力的配套措施严加控制，谨慎驾驭这股强大的政治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