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1885年施行内阁制至今，共诞生98代内阁，若剔除重复次数，则有62人出任首相。其中，安倍之外，首相在职通算日数超过1000日的共有14人。战前，明治大正期的桂太郎在职日数最长，为2886日。战后，佐藤荣作的在职日数最长，为2798日。
不过，截至11月24日，安倍的首相在职日数已达2891日，超过桂太郎与佐藤荣作，成为日本内阁史上在位时长最久的首相。而根据2017年自民党修订的新党则，其总裁最多任三届，每届三年。安倍在2018年9月赢得其第三回总裁选举。在自民党总裁即内阁总理的党内体制下，若无意外，安倍的本届首相任期亦将持续至2021年9月。
换言之，届时其首相通算在职日数将超过3500日。尽管安倍已表示不会参加下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但自民党内仍有舆论主张修改党则，以支持安倍继续参选。由此观之，安倍政权确是日本内阁史上毫无疑义的超长期政权。
总的来看，安倍超长期政权的出现，与日本政治中的结构性因素、安倍个人的政权营运及其执政机遇等因素密切相关。
从结构因素来看，这又与1990年代的政治改革及首相权力的扩大趋势有关。为消除久遭诟病的派阀与金权政治，自1994年起，日本政府施行了以政党助成金（政治献金）与小选区比例代表制为核心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对此后的日本政党政治产生了长期影响。
一方面，在自民党内部，政党本位强化，个人本位弱化；与之相应，各派阀及其“领袖”呈消解趋势，这又反向增强了党内的集权趋势。党内派阀及竞争者的弱化，有助于形成自民党内“安倍一强”体制。
另一方面，政治改革又增强了在野党与其所属议员的离心力，在野党经常的势力重组，小党、新党迭出，弱化了在野党，难以形成制衡自民党的两党体制。而在内阁方面，则自1990年代以来，便阶段性地加强了“官邸主导”体制，首相之政策立案、法律权限与组织支撑等得到明显强化。自2013年以来，安倍又进一步增强了首相对国家安保与官厅人事的主导权。这些皆有助于安倍抵挡党内势力与议会在野党之掣肘而独自主导国务。
结构因素具有长期性，而唯独安倍能建立超长期政权，这又与其个人的政权运营有莫大之关系。概而言之，安倍执政有五点值得关注。
一、安倍真正成功的是其2012年以来的第二次执政，他这次比较好地吸取了2006年第一次执政的经验、教训，而下野数年间的沉淀与准备也比较充足。这使其执政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二、安倍继续调整战后日本“重经轻军”路线，在强调经济优先的同时致力扩大日本的防卫权限与力量。这一点契合了日本国内提振经济的要求与对周边安全的关注。
三、安倍能带领自民党赢得议会的重大胜选，并安排比较“稳妥、合作”的人事布局，这有助于其凝聚党内支持与安抚竞争者及盟友。
四、安倍利用长期执政的时间优势，在经济、外交、安保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而这又反向强化了他长期执政的政绩基础。
五、安倍能较好地把握施政节奏与选举策略。从民调来看，在支持率明显下降的几个节点上，安倍都通过重大的外交活动与解散议会选举，实现了支持率的止跌抬升。
安倍并不像岸信介那样强推修宪与安保，而是利用执政的时间优势，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逐步推进安保法制与修宪进程。安倍继续举起改革旗帜，以吸引求变的选民，但又缩小改革范围，以减小执政阻力，并通过“安倍经济学”来动员自民党的固有支持者与中间经济选民。
此外，安倍还充分利用了三项有利的执政机遇。一、2009年至2012年，民主党的失败执政，给选民留下较深的负面记忆，且加之经济的缓慢增长率与偏保守的社会氛围，使得国民意识总体求稳。故在选举政治的现实情形下，不少选民出于“相对较好”而非“明确支持”的原因无奈选择自民党。二、较之民主党执政时期，安倍政权尚未遇到特别棘手的重大自然灾变、社会事件与外交险局。三、自民党在2009年至2012年的下台，是对其党内势力的重大教育，党员保持政权的心理增强。故在党内缺乏有力候补者与安倍能在议会胜选的情形下，党员普遍求稳，不主张轻易更换总裁。
如无意外，安倍超长期政权还将持续到2021年，在这最后的执政时间里，安倍将如何解决修宪、对俄和约及朝鲜绑架日本人等三大问题，值得继续关注。
当然，在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如何处理与中美的关系，日本施行怎样的贸易与经济政策，如何应对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如何保持科技与产业优势，以及自民党内部的“后安倍”人事安排等等，都是安倍政权必须应对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