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加坡做了多场有关中美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的报告,被各国的高级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反复问到同一个问题,即中小国家如何像中国一样迅速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我虽然具有较丰富的全球智慧城市规划经验,但这一次我的回答让他们失望了。中国或美国所流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驱动、吸引眼球的高端应用以及本国企业主导”的规划和建设方式,似乎很容易地推进了数字化技术的普及。
但是,对于多数中小国家而言,这种“政治驱动、领先技术和一国主导”的理念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小国家。例如,多数中小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体量,吸引耗资巨大的智慧城市投资,前沿技术无法解决所有社会挑战或替代传统组织,同时缺乏明星企业独自承担复杂的工程建设。因此,对于多数中小国家而言,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至少应重视经济理性、治理体系和多边合作三大要素。
融合了经济理性的智慧城市项目将拥有更强活力。经济理性主要体现为融合市场、扩大贸易和升级产业,这是创造就业和税收的快速策略。例如,区域融合的市场(如太平洋联盟)吸引力终归大于单一市场(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同时,2017年WTO数据库数据显示,相对于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而言,太平洋联盟至少拥有价值超过38亿美元的农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而东亚市场也能轻易吸收这些商品。
此后,还须要明确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规模经济向创新经济升级的路径,既避免因区域内各国同质化竞争而导致的中期或长期时间尺度的经济停滞的风险,也避免沦为全球贸易或资本网络下的自然资源供给或商品倾销地的风险。
融合了治理体系的智慧城市项目将拥有更强可持续性。治理体系主要体现为建立有效的本地治理和金融策略。治理策略缺失可能抑制当地的教育水平,并进而影响本地劳动力市场和供应链网络的发展,甚至会引发以国家债务和潜在腐败为目标的社会对抗和动荡。例如,吸引海外技术和资本的行动总是正确的,但是资本和技术并不能解决当地所面对的医疗或住房等社会挑战,也不能替代应对社会分裂的传统组织。此外,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考虑当地的财政现实,开发性资本和商业资本结合的金融策略,可能会降低当地未来所面对的债务压力。
融合了多边合作的智慧城市项目将拥有更强执行力。这种安排首先是出于中小国家在设备和资金供给能力上的不足。多边合作实现了外部和内部利益的平衡,例如外部供应商和本土分包商的合作。其次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霸权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历史记忆,使大部分中小国家对外部力量持谨慎态度。多边合作机制实现了外部利益之间的平衡,例如设备和资金上的多国合作。第三是出于提高全球治理的能力。例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或经济衰退,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无力单独应对全球性挑战。
对于开发复杂而耗费财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还需要具有充分技术和资金资源及政治意愿的外部领导者,以帮助中小国家实现上述目标。美国依然是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基石,但是当前的美国很难承担对世界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责任。
中国可能还没有准备好独自成为世界领袖,既有现实的考虑,例如面对内部的产业升级、创造就业、社会公平和反腐败等挑战;也有历史的传统,例如低调。另一方面,当项目具备经济可行性时,欧洲可能与中国共同扮演重要的角色。
最后,在全球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大潮之下,中小国家缺乏足够的经济和地理空间来应对挑战。对此,智慧城市并不是一个万能工具,它只是国家发展的拼图之一。
此外,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也须要尊重中小国家古老地区所盛行的一些治理传统,尝试在现代环境下予以保持并将其传承给下一代。智慧城市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话题,中小国家的领导人必须穿过具有传统威胁的危险水域,例如地缘政治和社会稳定,同时紧盯地平线上新的希望,例如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