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兴起各式“陷阱”的说法，诸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
但这些所谓陷阱多是外国概念，估计普通中国人很难搞懂究竟。从今年春夏之交开始，爆出了一个中国“国产”陷阱，拖延至今还难以平复，无法跨越，反倒是危机愈发激烈深重，我们不妨称之为“香港陷阱”。
如果从世界地图上看，香港与中国大陆相比，几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有人不禁奇怪，为何这么个弹丸之地却大半年搞不定？因为香港的政经能量与纵深远远超出其地理面积。
香港在历史和当代相当于欧洲的瑞士，是一个世界各国，五湖四海都可以接纳认可的“中间地带”，即中西方交往的桥梁，敌我对峙的缓冲区，更是中国发展探索的开路先锋。一如瑞士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都幸免战火，完好无损，在目前中美两大国频发各种争端的新形势下，香港本应是个左右逢源，“闷声发大财”的超然逍遥之地。
有人会说香港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内地城市比它牛气的现在也不少。从硬件发展来讲，上述说法可能不假，但在软件——即素质、法治、规则、金融服务业，国际化兼容程度和人才资源等方面来看，香港还是遥遥领先，难以替代。
而且既然香港是一个地位独特的现代国际都市和自由港，也就意味着其是四面八方利益和力量的空前汇集地。于是香港作为福地，可谓八面玲珑，恭喜发财；但万一搞坏了就变成超级陷阱，深不可测，牵一发而动全局；即一着不慎，可以导致满盘皆输。
要有效地解决香港的乱局，最关键是要明确香港问题的性质，即香港于中国发展到底是个正面还是反面角色？40年前，中国开始建设一个后来举世闻名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特区为什么选择在深圳？为什么不是丹东、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或昆明等涉外口岸城市呢？道理很简单：深圳发展可以借助香港。即港澳地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元素和先进社会的发达富裕。香港各界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出发的时代先知和强力推手。
40年后，俯瞰深圳河两岸，明显是广东一方的发展更追随港澳的榜样，而非相反。香港唯一的重大变化就是在1997年回归了中国主权，而在“一国两制”的战略设想和框架下，香港理应保持既定发展路径不变，东方之珠风采依然。如果忽然把香港当成中国发展的搅局者或敌对势力，那就是重大误判。
当前的香港乱局，归根结底属于治理管制方法与程序问题。英国人当年曾对中国政府表示，你们可以收回香港，但不见得能治理好香港。这无疑是文明冲突级别的一大挑战。对此邓小平回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确方针，促成了香港的基本顺利回归。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也曾在香港郑重公开表示：“如果香港在我们手里搞不好，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现在有人指责香港人是“白眼狼”，罔顾了大陆提供的很多优惠好处云云。希望这种明显浅薄、片面和误导的一面之词，并不代表今日中国的思维和判断水准。还有人动辄为香港的情况扣上“港独”的罪名，而邓小平当年其实已经睿智地设定了一个判断港独与否的明确标准，即只要中国军队还是驻扎在香港土地上的唯一合法武装力量，所谓“港独”就只是文字游戏或街头口号而已，不足为虑。
于是今日香港何去何从？很简单，切实回归“一国两制”的原则与实践，开放对话接纳年轻一代，顺应而非逆反民心民意，东方明珠绝不能成为危险陷阱。因为这个陷阱不仅会断送香港和香港人民的前途，也会断送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成果，更会断送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光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