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水平。传统法治作为香港传统核心价值主要元素之一，在“黑色革命”中遭受“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全面破坏，需要修补和完善。
传统法治在香港包括三方面：一、立法，香港立法机构不仅是制定各项法律，特区政府的政策也是要经立法机关审议通过而实施；二、执法，香港警察是最重要执法机关；三、司法，由各级法院承担。
在2014年非法“佔中”时，立法会大体仍能运作；警察权威大体得到尊重；各级法院的权威，则毫髮无损。
然而，在当前“黑色革命”中，以上三方面不同程度都受到“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破坏或打击。
第一，立法会难以正常运作。7月1日立法会大楼被“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攻入并大肆破坏，以致立法会会期不得不提前结束。10月，立法会新一年会期甫开始，“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就阻挠行政长官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得不以录影形式宣读《2019年施政报告》。可以预言，现届立法会最后一年会期很难审议通过各项政府政策议案。
第二，警察既被“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空前恶劣地污名化，又被建制中的绥靖分子套上只能使用最低武力的紧箍咒。他们不得不顶着各种压力，甚至在本人和家属安全受威胁的情况下对付暴徒，却又被束缚手脚而无法止暴。
第三，香港社会滋生“私了”的歪风。“拒中抗共”的暴徒肆无忌惮地对爱国爱港机构和个人施加“私刑”。
第四，亲“拒中抗共”阵营的若干人士竟然为维护“拒中抗共”大局而不向警方报案。10月24日，香港“龙门冰室”红磡店被破坏，但是，支持“黑色革命”的店主居然不向警方报案。
第五，香港法院的临时禁制令的权威遭遇挑战。在非法“佔中”期间，香港法院的临时禁制令是被严格遵守的。在“黑色革命”中，香港法院对香港机场的临时禁制令遭遇“拒中抗共”分子藐视。尤为严重的，是高等法院10月25日批出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未经同意下使用、发布或披露警员及其家属的个人资料，并禁止恐吓、骚扰、威胁警员及其家属等。然而，有香港法律界人士竟然公开质疑该临时禁制令的正当性。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甚至指责，该临时禁制令已使香港社会瀰漫“极大的白色恐怖”。
以上5种行为，正在空前严重地侵蚀香港的法治。发人深思的，是侵蚀的人居然以香港传统核心价值维护者自诩。众所周知，在美国策动和指挥下，“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发动“黑色革命”是打着“维护西方文明对抗中国专制”的旗号，而香港法治是西方的“舶来品”，他们理当悉心爱惜。但是，他们为什麼做出自相矛盾的行为？
“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的代表也许会辩解称：“香港特区立法会和警队都已被中央控制，所以，不能让立法会正常运作，必须攻击和诽谤警察。”那麼，关於质疑香港法院临时禁制令又作何辩解？
企图瘫痪立法会和打垮警察，同质疑法院临时禁制令，表面上相矛盾，其实，服从同样的政治逻辑，即：“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的所有言论和行为均为了他们狭隘的政治利益，什麼“维护西方文明对抗中国专制”只是藉口。企图瘫痪立法会和打垮警察，是为了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质疑香港法院临时禁制令，是因为有关禁制令妨碍他们打垮警察、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把传统法治遭受侵蚀的责任推诿给特区政府，一种简单的逻辑是，因为修例惹的祸，所以，暴乱的始作俑者是特区政府。这完全是强盗逻辑。特区政府提出修例原则上没有错，错误在於具体做法。问题是有人自己从正确的初心往后退，失了政治道德高地。然而，这也不能证明“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正确。
《基本法》规定，香港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香港传统法治属於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在传统法治下生活属於原有生活方式。“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全面侵蚀香港传统法治，就是公然违反《基本法》规定香港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必须指出，传统法治遭受“黑色革命”全面破坏后，已不可能恢复旧观，需要与时俱进。这是“一国两制”与时俱进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必须先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