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杭州政府宣布在‘新制造业计划’中推出创新举措——派100名政府官员到100家重点民营企业上班。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舆论担忧，政府官员会影响决策，干涉民企自主经营，甚至成为‘公私合营’前奏。官方则强调，此举旨在加强与企业沟通，上门为企业提供‘店小二’服务。政府上门服务企业，为何被打问号？去年下半年，中国经历了‘国进民退’大争议，这一回风吹草动，记忆犹新的民企自然又再陷入焦虑:权责界限不明，‘店小二服务’到底是管，还是服务？‘店小二’会不会进化，最终成为‘政小二’？
中国民营企业家赵勇（化名）在江苏一个三线城市经营规模不小的培训中心，在校学生有数千名。
大约三四年前，他和主管该行业的当地政府部门的联系突然多了起来，培训教案得上报，每隔10天半个月要接待各级检查，中心还应要求在课室装上摄像头，实时上传视频到云端，供主管部门调阅。
当地教育局也把赵勇和其他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拉进社交媒体联络群，以增进同企业的沟通，但这在赵勇看来却是额外成本。
他说：“过去我们和主管部门几乎没什么联系，现在搞关系要花很多精力，三天两头得到群里汇报工作。”
最近，一则杭州市政府派官员上门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的消息，更让经营培训机构近20年的赵勇有些不淡定。他说：“民企天然对政府介入有一种警惕和防备心理，总觉得政府派人来，没什么好事。”
“店小二”惹出“有形之手”争议
民营企业云集的杭州上月宣布，向100家重点企业派出100名官员，作为“政府事务代表”入驻企业，派驻时间一年。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哇哈哈等知名企业成为首批被派驻的对象。
这个宣布恰好碰上民营企业家马云正式卸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职务，距离中国舆论上一轮“国进民退”的大争议刚好是一年。时间点的巧合让向来对政商关系敏感的民企躁动不安，有声音质疑，政府是否要直接向民企伸出“有形之手”，干预企业经营或替企业家经营？
消息引发舆论热议后，阿里巴巴发声明说，上述安排将为私营领域起到桥梁作用，不会干扰其公司运作。吉利等其他企业则没有公开回应。
中共杭州市委机关报《杭州日报》等官媒随后也发文澄清，此举不是为了把“有形之手”伸入企业，而是要让政府作为“店小二”的服务深入民企。
文章称，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的基本前提是“充分尊重企业意愿”，其职能定位“没有一项涉及企业的决策”，“体现了不干预、只排忧，不打扰、只解难的清晰亲清关系”。
“亲”“清”政商关系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3月4日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一个方针，要旨是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是谓“亲”；政商关系要清白纯洁，是谓“清”。
学者：政府事务代表权责边界难分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从强化政府与企业沟通的角度看，入驻企业的官员若能从企业角度发现企业痛点，这样的安排具有正面意义。
事实上，安排政府代表对接企业的做法并非杭州独有，类似做法早前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同形式的尝试。
今年初，河南鹤壁派一批副处级官员到具发展潜力的民企担任“服务管家”，帮助民企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去年11月，浙江温州市也启动“万名干部进万企”专项行动，派官员同当地企业结对，负责政策宣传、全程代办、项目跟进、问题化解、监管保护等工作。
不过，实际操作中，政府事务代表的责任和权利边界划分是很多人存在疑虑的主要原因。周伟林说：“到底是管，还是服务，界限要划分清楚。”
为企业排忧解难的良好初衷是否会因执行者的人为因素，演变成对企业的干预，是另一个问题，特别当政府事务代表的权责不受法律限制。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受访时说，每个政府代表都可能不一样，有些更同情企业，但也不排除有人想给民企穿小鞋，一旦有这样的安排，各个政府代表会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间。
此次获得官方关照的是100家杭州重点企业，也有舆论质疑，这个做法会在民营企业领域产生排挤效应，对重点企业特事特办，而不是把企业服务制度化和常态化，不利于营造良好、公平的营商环境。
记者接触到的民营企业家私下则坦承，民企在经营过程中，不排除存在经不起推敲的操作，抗拒政府送上门来的“保姆式服务”，也是因为担心不规范的操作曝光。
从事医药业的民营企业家胡剑军（化名）受访时说：“不管政府具体的用意是什么，民营企业是有商业机密的，官方人员一进来，很多东西都会被掌握。”
赵勇也坦言：“民营企业多少在税费缴交上有不到位的地方，有一些灰色的地带，除了担心灰色的空间变小，也会担心有一天被算总账。”
高层表态未消除民企不安
去年下半年，一场“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离场论”的争议对中国民营企业造成很大干扰。持续近两个月的讨论，经中共高层多次公开为民企站台，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发声挺民营经济，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才得以平息。
从杭州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的这场风波看，高层的表态并未长久消除民营企业的担忧。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到底担忧什么？为何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焦虑不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10月22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概括，在中国的特殊环境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得回到意识形态倾向性、法治环境、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这些方面。
他指出，对民营企业而言，法律环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风向，尽管中国已经形成名副其实的混合经济体，但一旦左的意识形态回归，民企就会躁动不安。
过去几年，官方释放的信号给民企的预期并不明朗。例如有企业家担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会不会挤压民企空间？在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强化中共党建，是否是在“政企分开”的道路上开倒车？
民企对意识形态导向的敏感，也有其历史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民营经济的政策，让很多企业家记忆犹新。因此，官员进驻民企的消息一曝光，就被部分人士解读为这是地方政府掌控民企的第一步，是新一轮“公私合营”的前奏。
作为一家民营药企的主要股东，胡剑军坦言，好些大型民企最担忧的还是“企业做大后不再是自己的”，尤其这两年大量国资参股民企、安邦等民企被官方接管等事件发生后，更让人感到民企做大后的前景不明朗。
在他看来，官方对民企本质上的不信任，导致民企缺乏安全感，甚至对官方的关心和扶持也打问号。
为了在中国的生意，胡剑军持有中国护照，但他的妻女已经移民海外。他说：“如果不能给大家一个稳定的心态，即使工厂搬不走，资金和孩子都可以走。”
民企地位被削弱
官方数据显示，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50％以上税收，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代表90％以上企业数量。但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民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正在削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金融资金的流向。
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在去年底出版的《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终止》（The State Strikes Back-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书引述的数据，2012年中国金融借贷的款项有52％流入私营企业，流入国有企业的为32％，剩余部分流入无法明显界定私营或国有的机构。该情况短短几年内逆转，到2016年，流入私营企业的资金骤降至11％，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占比则激增到超过80％。
虽然官方今年以来不断敦促金融机构向中小型民企放贷，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记者接触的多名民营企业家都反映，民企融资成本比有官方背书的国企高出一倍甚至两倍还是常态。
有分析认为，虽然官方强调政府在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关系时的中立性，在法律上也可以规定两者的平等性质，但在实际执行却很困难。究其原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不同，所能得到的各方支持不能同日而语，也难以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
去年下半年关于民营经济的讨论中，强调不同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竞争中性”概念受到关注。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竞争中性”也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
不过，在主张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更彻底改革的经济学者看来，强调国企和民企的平等竞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指出，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实现“竞争中性”。
他认为，国有企业背后的股东是国家，民营企业背后则是民营资本和私人企业家，两者难以获得一视同仁的对待。他说：“如果无法做出根本性改革，围绕民企的问题会是永恒的话题。”
民企对经济转型准备不足
有经济学者指出，当前中国民企面对的压力固然有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原因，也有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民企自身对经济转型准备不足的问题。
今年以来，官方推出各种措施，试图重振民企信心，包括提出“放水养鱼”，宣布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等。今年第三季，中国经济仅增长6％，创27年新低。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10月初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撑民企以撑经济的思路十分明显。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受访时指出，客观而言，中共高层对民营经济做出政治表态，加上国务院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民企现在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国进民退”，而是大环境变化和自身转型艰难的压力。
他分析，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要寻找有较好经济效益的项目非常困难。此外，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导致全球贸易体系极度混乱，依靠外贸订单的民企直面冲击，若在经营理念、公司制度和治理等问题上存在短板，就会陷入更大困境。
顾清扬说：“以前企业盈利很容易，这些问题显现不出来，现在（环境改变）面临的压力就更大。”
成本优势不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本优势一直是最大竞争力，这项优势这几年开始削弱。
一名不愿具名的浙江企业家告诉记者，他在浙江的工厂，普通工人的月薪达6000元，是10年前的一倍多，相比之下，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人力成本还停留在中国10年前的水平。
他观察，浙江制造业存在产业规模偏小、同质竞争严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企业投入不够等问题，一旦失去成本优势，民企就陷入转型难的尴尬。
这名企业家认为，把中国民营企业今天面对的困难都归咎于民企在所有制上的劣势并不公允。他说：“国家之前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民企确实很难和国企竞争，但‘国进民退’也不能是民企为自身问题开脱的借口。”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也认同，在中国经济转型下，很多民企并不具备提升质量和创新的条件。“按照原来的方式扩大生产，就变成产能过剩，但又找不到新的方向，一些民企好像处在空挡上的汽车，没有了动力。”
但他乐观地认为，在国内本身需求和外在压力下，民企的环境预计会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周伟林说：“如果民企对市场足够敏感，有真正的科技实力，有创新的劲头，倒是不必太担心……按照民企对中国就业、经济的贡献来看，不是说想不要（发展）就可以不要（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