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丈夫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期访学，我带着孩子去玩了一周。那时的香港留给我们的印象很不友好，至少比上一次1999年我去时差。虽然没有直接听到恶言恶语，但冷冰冰的气氛令人发寒。
我们住在港中大校内宾馆，当我问前台校内食堂在哪里时，前台值班的中年男子头也不抬，用下巴朝大门外撇了撇，意思说朝那里走。这个态度令我语塞，没再说话，走出门自己去找。后来的一周里尽量不到前台问事。此外，每天在宾馆吃早餐时看到的服务员由始至终拉长着脸，像早餐内容一样一成不变，也叫人食不知味。
一年多后带孩子去台北，住在中研院的宾馆，感受宾至如归，连食堂的阿姨也细语关切。当时就很感慨，这与香港有多大反差。某个地方对外来者、特别是游客的热情与宽容，决定了外人对此地的观感，无关政治、无关种族。
这样的感触其实也与我在欧洲的经验相仿。欧洲的城市，以我有限的游历，东欧的多数不友好，西欧多数很温馨，比如德国柏林。
九年前的暑假，我们一家到柏林游玩。开车进城时走错了道，旁边经过的开车司机向我们示意，并未加以指责。我们心怀愧意，向他挥手致谢。大城市开车不便，我们就改坐地铁。遇上查票，查票员跟我们解释后，我们才知道没有给票打上时间章，票不算启用，他让我们下车去打章。经过几件小事，很喜欢柏林人的热情宽容。这也是我们后来搬到柏林的原因。
而东欧的城市，观感就差多了。举个最近的例子。在柏林上10年级的儿子，开学不久，随班级秋游，到布拉格玩五天。某日午后突然看见微信上儿子呼唤我，说被查票，要罚800克朗，没那么多钱，我问他没有买票吗？他说买了。过了一会儿他发来信息，说钱的问题已经解决。
儿子回到家后，才跟我叙述整件事情。他和另两个同学一起买了地铁票，在月台上被拦住查票，查票员说没有打章，每人要罚款800克朗。孩子们觉得很委屈，明明买了票，只不过没打章子。在柏林，打章的机器就在月台上，所以他们认为到了月台再找机器打章，查票员为什么就认为是逃票？后来两个老师和其他同学陆续到了月台，帮忙据理力争。
老师向查票员要了地铁的规章制度来读，根据德文文本，“车票在使用时，应当是打过章的”，以此为标准，孩子们根本还没上车，就是说尚未使用此票。但查票员坚持他们已经进了车票使用区。反正就要给钱，没有克朗？欧元不收，一定要克朗。800克朗换算为32欧元。
根据家长会上大家的一致意见，每个孩子带30欧元零花钱去布拉格，都换成克朗也不够。要不是一个同学带了很多克朗，加上老师凑钱，真不知道这三个孩子会遭受怎样的对待。经受这一番不白之冤和金钱损失，孩子们将来一定把布拉格视为畏途。
去年暑假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也对这个城市的不友善深有体会。住进度假公寓，女儿指着墙上贴着英语写的注意事项说，这英文写得太不好了，我后来细看了一下，觉得那英文告示确实令人不快。语法错误以外，语气很不好，一副训人的架势：“晚上不许有噪音，不然邻居会叫警察，警察会来把你带走，我们第二天才有可能把你弄出来，但你不能再在这里住了，房钱不退。”
我和女儿当时判断，大概是他们英文水准差一些，不会用客气的表达方式，所以写得生硬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发生的一些小事，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冷是真实的。比如，地铁封站，找不到任何告示和提醒，向路人询问，人家瞟我们一眼，继续走路，只当没听见。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到维也纳，一上地铁听见广播的让座提醒，就觉得如沐春风。翻译过来的语气是：请您注意一下哦，身边是否有人需要您给他让座啊。潜台词是，即使你一时没让座，并非是你不愿意让，只是没注意到而已。这让坐着的人感觉很受尊重。多么温文尔雅！
一样是在欧洲，到处是古老美丽的建筑，外观相差不大，有的城市善良宽容，有的却冷漠苛责。在亚洲，一样的中国人，却也不可谓相差不大，差别从哪里来的呢？显然不是政治制度的差别，更不是人种和宗教的差别。欧洲的那几个地方，都是白人基督徒的环境，香港和台北在人种和文化上的相同性更无须赘言。那么“不友善”是哪里来的呢？或许，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太大，造成公众怨气无处发泄，无辜的外来者便成了出气筒吧。
